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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戴自俺老师
2017-05-24 17:16   审核人:

魏华龄(1919一)广西龙胜人。1939年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读书,曾任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桂林文化城史话》、《桂林抗战文化史》。文集《一个独特的历主观象:桂林文化城》,参与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到八集)、《桂林文史资料》等。

怀念戴自俺老师

魏华龄

幼儿教育专家戴自俺(1909~1994),是40年代我在桂林师范学校的老师。他不仅是课堂上的老师,更是政治思想上的启蒙老师,直到晚年,他的默默奉献,经常激励着我,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

自俺师是贵州长顺人,1930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先生的第一代学生,长期从事师范和幼儿教育工作,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1935~1936年间在当时的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带领学校教师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因受到敌特的严密监视,被迫离开北平到安徽巢县教书,与组织失去联系。不久,抗战爆发,他颠沛流离,辗转各地,于1937年底到达桂林。

抗战八年,自俺师有6年是在桂林度过的,先后担任过广西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北平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幼稚师范教务主任,桂林师范辅导主任、教务主任,国立成达师范学校导师、教务组长兼成达师范附属小学校长,而在桂师的时间长达3年之久。他在晚年常来信说:“桂林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表达了他对桂林的深厚感情。

我是1939年秋天进桂师的,自俺师1941年春天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又是学校教育实习的指导老师,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一次他在大岭心村小学给我们上实习示范课,这天正是五一节,面对一群农村的孩子,他首先教孩子们唱了一首《锄头舞歌》,马上缩短了老师同学生的距离,并引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然后他讲解了歌词的内容,又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和纪念劳动节的意义。课堂上有问有答,生动活泼,提问联系实际,孩子们在戴老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学到了过去没有学过的知识,懂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道理,短短40分钟不觉就下课了,孩子们都很高兴。对我们这些师范生——未来的人民教师来说,也是一堂生动的辅导课,通过观摩教学,使同学们增加了一些感性的东西。举凡在学校课堂上所讲的各种教学原则,诸如直观原则、兴趣原则、因材施教原则,以及启发式教学等,通过观摩,大家体会和印象就深刻得多了。说起做教师,只要有了知识,人人都可以教,但要教好,却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教小学生,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教学,是有它的科学规律和方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自俺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令我和同学们深为敬佩。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晓庄幼稚师范出身,是幼稚教育专家陈鹤琴的学生,对幼儿和儿童教学不仅有了多年的研究,而且还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教小学生,最难应付的是课堂纪律,自俺师善于讲故事,会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无论学生怎样吵闹,只要把故事一讲,不到5分钟,课堂秩序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引导学生转入到正常的听课。他讲课的语言也很生动,具有吸引力,往往达到引人入胜的地步,使孩子们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对此,没有一个同学不佩服。

自俺师给我的又一印象是他经常向我们介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介绍南京晓庄师范和新安旅行团的情况,对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更是广为宣传。1941年下半年我被选为桂师学生会主席,与自俺师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阅读陶行知的著作,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理论,他介绍我阅读李浩吾(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和一些社会科学读物,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以及《新华日报》和《战时教育》(月刊)等。他强调教师应当启发学生多独立思考,反对教师讲学生听和死记硬背;强调学生要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反对从课本到课本的学习方法;强调要培养学生集体的自觉纪律,反对打骂和体罚等等,这是向旧的传统教育挑战,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自俺师在桂师曾经主编过校刊《国民教师》,在他办刊期间,就曾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生活教育理论以及这方面的补充教材,我是每期必读的。

1941年12月25日,是桂师3周年校庆,学校决定举办一个展览会,展示3年来的办学成果,在展览中,有一个教育展览专室,主要把一个国民学校设施的全过程展览出来,以供全校同学和各界人士参观,并为同学们提供离校后如何具体办学的参考。展览提纲是自俺师根据他多年来的经验结合广西当时一个中心学校的实际情况来拟订的,内容包括行政、训导、辅导等方面。自俺师当时已担任学校教务主任,我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他把我找去一同参与展览会的筹备工作,重点协助教育展览室的事宜。校庆过后,自俺师和孙怀琮、陈啸天老师共同商定,在教育展览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加工、补充和修改,编成一本书,定名为《国民教师手册》。自俺师又把我和参与展览的几位同学找去,在3位老师的指导下,协助整理编辑《国民教师手册》一书。该书内容引用了好些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在学校设备中图书一节,列入了陶行知著的《中国教育改造》和《教学做合一讨论集》,戴自俺的《从儿童队伍里来》和《山海工学团》,张宗麟的《乡村教育经验谈》等;在怎样编辑补充教材一章的“中心国民学校五月活动教材”中把晓庄时期的材料都列上了,如《纪念五一节》(低年级用):“不做工,要吃饭,什么人?是坏蛋!/不做工,吃好饭,什么人?王八蛋!”还有新编的《五一劳动节》(成人教育用):“五月一,五月一,但愿人人有饭吃,吃饭要把汗儿滴。/五月一,五月一,但愿人人有知识,做工求知管政治。/五月一,五月一,团结起来打公敌,谁是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希特勒法西斯蒂。”等等,这些内容,观点鲜明,在当时,是进步的,是对旧教材的一种改革。我参与协助编辑工作,不仅使自己了解到一所中心学校办学的全过程,这是在正统教科书上学不到的;而且也初步懂得了,一本书是怎样编辑出来的,这也是我编辑生涯的起点,是在课堂以外的实践中学到的;更重要的是在自俺师的影响下,思想上受到启蒙。《国民教师手册》由自俺师最后定稿,交桂林华华书店于1942年出版,我也于1942年秋毕业离开了桂师。后来听说正因为《国民教师》月刊和《国民教师手册》的出版,传播了进步思想,引起了广西教育当局的不满,结果是《国民教师》月刊被迫停刊,自俺师也被迫离开了桂师。

离开学校以后,师生一别就是40年。80年代初,我到市政协主持桂林文史资料工作,一天,我找汤松年同志约稿,请他写点有关桂林师范和广西师专的史料,他答应了,同时介绍我向当年桂师教务主任戴自俺约稿,并将戴的通讯处告诉我,我喜出望外,马上提笔给多年不见的自俺师写信问候并约稿。他于1983年10月31日给我来信说:“分诀40年来,突接来信,欣慰无暨。”11月我出差北京,他南下,我去西四北五条拜访未遇。回桂后,我将己出版的《桂林文史资料》第一、二辑寄去,请他指正,他于1984年1月12日给我寄来一封长信,对我从事桂林文史工作给予很多鼓励,同时提供了不少约稿对象和应写的条目。他已76岁高龄,但记忆力很好,许多当年的老师和同学,连名字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在信中非常动情地写道:40多年不曾见面,真是十分想念。你那高高的身躯,浑厚沉毅的举动,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未消失的。这次你北上,我南下,你来北京,我赴金陵,真是太巧了。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见面的机会。还说:“桂林,是我停足6年之久的胜地,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后,他又陆续来信说,准备给《桂林文史资料》写下列稿件:《我在桂林师范的岁月》、《回忆唐观之先生》、《张雪门在桂林》、《回忆北平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幼稚师范》、《梁漱溟和陶行知的友谊》,他老伴金恒娟也准备写《回忆中山纪念学校幼稚园》的史料。并提到他还有一个计划,准备写自己的回忆录,说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自我审判”,要我帮他收集当年在桂林报刊发表的文章,作为自我总结的参考。当我帮他查找到的20多篇文章复印寄去,他收到后很高兴,说他历尽坎坷,最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竟过了22年(1957~1979)的“西伯利亚的囚徒”式的非人生活,以此,益觉有回顾过去的必要,要找回这些旧纸堆里的“垃圾”,其意义在此。他说“想用几十年的事实来回答问题。”一次我去信请他代约当年在桂林战斗过的刘季平、操震球、程今吾、陆静山(陆洛)写点有关桂林的史料,他回信说:刘是他的同学,身体不好;操的身体更差,也是历尽坎坷,1957年和他同样命运;程也是他的同学,文革中死于打砸抢分子之手,活活被打死。他说“像我这样‘劫后遗生’的人,虽备受迫害摧残,然而已算万幸了!”自俺师1979年获得平反,从山西稷山回到北京,时已70高龄,为了夺回失去的岁月,他下决心一定要继续为党工作,为革命作贡献。于是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身患高血压和严重的白内障,除了担任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外,还经常到各地开会、讲学、并主编了《陶行知全集》十卷,《陶行知诗歌集》、《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方与严教育文集》等近一千万字,为各报刊杂志撰写稿件120多篇,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89年,他以80高龄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晚年的模范行动和对理想的追求,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和激励着我,我暗自向自俺师学习,也决心要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为桂林文史资料工作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尽力。

80年代我曾经两次出差北京,到西四去看望他,只见他夫妇俩住在一间很破旧的十来平方的小屋里,这间斗室既是卧室又是厨房,也是他日夜埋头写作和会客的地方。但在交谈中,却很少提起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他想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应付约稿、开会,一个接一个,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从我约他写的第一篇稿件《我在桂林师范的岁月》(大约3万字),因为忙于其他任务,写写停停,前后竟达一年之久。1985年9月他来信说:这篇《岁月》拖得太久了,一再影响你的编辑计划,实深抱歉!又说:年老,事多,眼力不济,血压起伏不定,《岁月》是在一面加紧筹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成立,于忙碌中写出的。读了来信,我实在不好再催他写稿,可是,他还是挤时间把原来计划要写的几篇史料陆续寄来了。遗憾的是,直到他1994年11月6日逝世,他自己的回忆录《风风雨雨八十年》也没有完成,他寄来最后一篇文稿,也是遗作《梁漱溟和陶行知的友谊》,还来不及发表,他就与世长辞了。

自1983年10月到1994年上半年,我与自俺师一直有书信往来,他去世后,我清理了一下,他的来信还保存有42封,是我一生中书信往来最多的一位,我把他给我的信又重温了一遍,真是感慨万千。他的晚年,抱病工作,可以说是在超负荷中度过来的,在短短的15年中,主编了近千万字的书稿,还写了120多篇文章,这么繁重的工作量,不要说是一个多病的老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中年人也算是满负荷的。他来信曾说:你(指我)也进入老人之林了,尚希注意劳逸有度,在年老力难从心的情况下,适当少干,“少干就是多干”,这句话很有道理。其实,他自己又何曾少干?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诲,他是以党的一个老战士的模范行动,以更加纯正的动机和目的重新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在40年代以及晚年给我的印象和影响,始终难以忘怀。他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榜样,他不仅是课堂上的老师,而且是人生道德情操和传播进步思想的导师,是一位始终受到我尊敬的老师。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短文,表达一位学生对老师的无限崇敬和深深怀念。

 

写于1999年自俺师诞辰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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