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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桂师
2017-05-25 08:49   审核人:

 

 

魏华龄(1919) 广西龙胜人。1939年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读书,曾任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桂林文化城史话》、《桂林抗战文化史》。文集《一个独特的历主观象:桂林文化城》,参与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到八集)、《桂林文史资料》等。

     

魏华龄

 

我是1939年秋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以下简称桂师)1942年秋毕业,历时3年,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值得记忆的3年。

1939年上半年,我在龙胜县泗水乡中心校已经做了一年半的敎师,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当时对龙胜来说,这样的师资水平还是不多的,但自我感觉要把学生教好,仍然感到吃力。因此,自己总希望有个机会能继续升学。正好这年的秋天桂师招生,先我一个学期入校就读的罗善屏放暑假回家,他是我在县高小时的同学,一见面就向我介绍桂师如何如何的好,环境好、学风好,老师好,而且完全公费待遇。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更激发了我的求学欲望。当时,正值抗战烽火,父母总不放心我远离家门,为了逃避家庭的阻挠,我背着家人应考,结果被录取了。从此,我又做起学生来了,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本县的蒋祖培、陈基义和阳运鈞等3人,我们被编入桂师师四班。

 

优良的学风、进步的老师

 

进了桂师以后,使我感到新鲜的是,的确如罗善屏同学所说的那样,这里不但有许多好老师、新同学,更主要的是在学习内容上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我读过私垫,小学和初中,但是真正给我思想启蒙的却是桂林师范,是当时桂师的一些老师和学校所提供的良好学习条件。

首先,学校在唐现之校长的领导下,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实行阅读、言论、思想自由”,“主张让学生博览群书”,聘请老师“不分地域,不分学校,不分党派,只要品学兼优,就想法把他请来”,“对老师们讲课,则主张完全自由,决不干涉”(唐现之:《我在桂林师范的片段回忆》)。当时在学校悬挂着两条大标语:“燃烧着自己,照耀着他人!”唐校长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并把它作为每一个师范生,作为一个未来的人民敎师的做人格言。桂师逐步形成了一种抗日爱国、民主、进步、团结的校风,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在我入校的三年间,唐校长的确聘请到一批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品学兼优的好老师,如杨晦、傅彬然、戴自俺、林举岱、陈啸天、吴奔星、胡凤纶、郭文杰、孙怀琮、

陈润泉、贾祖璋、黄韬(黄半文)何思贤、汤松年、唐肇华、陈学人、朱荫龙、张白山等。他们来自五湖四湖,其中有的原来是大学数授,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著名文化人,还有的到过延安学习。当时正值抗日烽火年代,他们忧国忧民,特别关心和热爱青年,这些老师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在生活中言传身教,经常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给同学们介绍、借阅进步书刊,用进步思想引导学生,所以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和尊敬。当时学校的课程和教本,虽然不得不采用国民党政府的部颁课本,但老师们在讲课时,一般都不照本宣科,有自选教材补充,这些补充教材,多着重向青年传播一些进步思想和做人道理。

如戴自俺老师,曾任过班导师,讲授教材教法,指导学生实习,后任学校辅导主任。他是陶行知的学生,晓庄师范毕业,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受敌特监视,被迫转移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有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是一位儿童教育和师范教育专家。他在教学和指导学生实习过程中,强调结合我国国情,注重联系实际,他强调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反对死记硬背;强调学生要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反对从课本到课本的学习方法;强调培养学生的自觉纪律,反对打骂和体罚;他宣讲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教育理论读物方面,他推荐我们阅读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生活教育社主编的《战时教育》和晓庄师范编的“晓庄丛书”。所有这些,在当时来说,是对我国传统教育的一次挑战,也是一场革命。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位老师。

杨晦老师曾任班导师,后任学校教导主任。他原来是一位作家、文艺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给我讲课,但经常给全校同学作报告。他知识渊博,作报告从不用讲稿,也不用写提纲,一两个钟头讲下来,总是一气呵成,语言表达力、逻辑性非常强,将他的讲话全文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和演讲,对他非常敬佩。他很关心学生的成长和进步,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要多读书,他还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建立读书小组,利用集体的力量推动进步,桂师的读书小组就是在他的倡导下发展起来的。在桂师剧团(业余),他还是一个话剧导演。

陈润泉老师五十来岁年纪,湖南长沙人,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抗战前就曾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过《辞海》的编撰,又有过多年的数、理、化教学经验。他教数学,经常结合实例讲点数学当中的辩证法,通俗易懂,不但加深了同学们对数学原理的理解,增加了大家学习数学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对哲学的爱好。他经常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多读书,除了学好数、理、化,还要学点哲学,懂点哲学,他介绍我们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说这是初学哲学最好的入门书。

黄韬老师,又名黄半文,教我们的历史课,他很年轻,不到30岁,听说他去过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难怪他讲历史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别人讲历史离不开课本,离不开三皇五帝和公侯将相,而黄老师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社会发展规律,讲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他还介绍同学们阅读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书。

陈学人老师,是教农业的,他不停留在教室里,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他把课堂搬到田头和菜地,和同学们一道,一面教学,一面劳动,这样学来很管用,同学们都学会了种菜。陈老师也到过延安,劳动之余,他还教我们唱抗战歌曲,讲延安和抗大的故事,介绍我们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在文娱活动中,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一道参加演唱,很活跃。

孙怀琮老师讲教育行政,他原在生活书店工作,与进步书店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教学之余,常给我们讲生活书店的发展史,讲该店创史人邹韬奋的为人,介绍我们阅读生活书店出版的新书。邹韬奋写的《经历》、《抗战以来》、《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以及他翻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读书偶译》、《社会科学与实际社会》等书,我就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特别是读了他的《经历》一书,使我对韬奋先生倍加崇敬。我后来从事书店工作,一方面与孙怀琮老师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韬奋精神的感染。

唐肇华老师是我在桂师最后一个学期的班导师,同时教我班的物理课,他当时很年轻,不到30岁,后来才知道他还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经常和同学们谈时事,谈学习,谈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教的是理科,却鼓励我们要学点社会科学和哲学,还要看点有关苏联的书,他自己正在读英文版的联共()党史,也希望我们找中文版来读一读。

桂师还有一些老师既是文化名人,又是有名的学者,如傅彬然老师,他除了在桂师任教,还兼任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主编。他常鼓励同学们给《中学生》投稿,我记得师一、师二班就有不少同学的文章在该刊上发表,我也有习作被刊登在该刋的“中学生园地”栏。我学习写文章,是受同班秦振武同学的影响。秦是三江人,个子矮小年龄却不小,同学们都称他为“矮哥”,他爱好文学,平常喜欢写新诗,班里办有壁报,他是写稿积极分子。另外,何思贤老师翻译的《愤怒的火焰》,林举岱老师翻译的《在乌克兰的草舍中》,就是在桂师执教时出版的。这些作品的出版,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化,而且为国际反法西斯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

2007年旧地重游,在当年桂师师四班教室前留影。

 

 

 

丰富的藏书   读书的热潮

 

此外,桂师还有一个藏书较为丰富的图书馆,大约有十多万册,是借用河北邢台师范图书馆的全部南迁图书,加上学校又添购了一大批新书,这在当时桂林一般中等学校来说,馆藏图书是最多的。加上抗战初期广西有一个较好的政治环境,桂林又是有名的文化名城,出版新书不少,阅读也比较自由。这样,桂师图书馆不但藏有大量的业务参考书,而且备有许多新出版的社会科学读物和文艺读物。图书馆采取开架借阅,课余或节假日期间,阅览室都坐满了人,读书空气很浓。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的热门书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选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薛暮桥的《经济学》等,也有少数同学在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报纸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杂志有《群众》、《学习生活》、《中国农村》、《中学生》、《青年生活》等。图书馆的田馆长(鹤鸣),不只是管理图书,他也教课,讲地理,还经常指导学生阅读,向同学们推荐新出版的书刊。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随田老师到桂林购物,他亲自带我们到太平路的新知书店(党领导的书店)买书。在他的介绍下,我也买了好些新书。

当时,龙胜几位同学中,罗善屏是学习新知识、新道理的积极分子,他同第一班的进步同学何鸿德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和蒋祖培等,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投入学习,开始受到马列主义启蒙的。当时我们几个人,不但如饥似渴地找新书读,而且一到桂林往往买一大堆书,别的钱可以不用,新书不可不买。在这方面,罗善屏、蒋祖培比我重视,他俩买的书比我要多得多。如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新中国大学丛书”,还有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只要是哲学图书,几乎见书就买。由于我们几个人手头的钱不多,所以大家商定:你买这一本,我买那一本,然后互相交换阅读。记得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我们回校路经桂林,正值生活书店(在市中山南路)被国民党查封前,全部图书廉价大拍卖。当时店里人山人海,争相“抢”购,我们也挤了进去,选购了一大捆书。

买书,读书,特别是哲学、政治、历史等图书,成了我们当时学生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罗善屏和蒋祖培还常说,现在不趁此机会多买点,多读点,将来毕业回到龙胜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有些书你想买也买不到了。所以,当时我们对于书,对于学习时间都是十分珍惜的。

 

提倡集体学习   自己教育自己

 

桂师不但读书的空气特别浓厚,而且学习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课外,许多班级都建立了读书小组(或叫学习小组),提倡集体学习。在读书小组里,不但学习理论,有时还开生活检讨会(即现在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表扬好的,批评不好的,运用集体的力量,共同维护集体的纪律和荣誉。这种纪律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也是桂师这个大集体中的一个特点。

前两年,由于编写文史资料的需要,我查阅了1941年出版的桂师校刊《国民教师》,偶然发现四十多年前我在该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题目叫做《最有效的学习》,这篇文章就是对当时提倡集体学习而发的,也是我出任桂师学生会主席时,针对当时一些同学在学习中存在“个人主义”的倾向而写的。它既反映了当年桂师的学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我的思想变化。现在摘抄如下:

 

“桂师在烽火中诞生,艰苦中成长,到今天是三年了。三年的时光,是多么的容易消逝啊!我们,为了参与民族解放的斗争,负起其中一部分的责任,而热烈地投进桂师的怀抱,站在学习的岗位上,不断地努力着。三年来,我们的学习空气是相当浓厚的,多少人曾予以赞扬,也有多少人给予鼓励和指示,我们自己,有时也可以此自豪,因为,这是我们最光荣的一页呀!然而,我们得冷静一下头脑,不能作过分的欢欣,更不能以此自傲,因为这样,结果往往会至于失望的。而今,回忆过去的三年,我们承认,三年来的学习空气,的确是相当浓厚的。可是,学习效率的不够强,也是事实。为的是什么?这也许是个人主义在作崇,因为学习的个人主义化,对学习的效率是不无影响的。我们很幸运的生长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当前的任务,要求我们更要加紧学习,充实自己。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勿容否认的,只有加强集体学习,因为只有这一学习方式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时代要求我们朝着集体学习的道路上走,个人主义的作风在今天已勿需再加保留,学习小组是集体学习最好的组织。虽然,集体学习是以个人学习作为基础的,但‘个人学习至上’却不是办法。所以今后,为了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保证个人学习的成功,我们必须强调集体学习,利用学习小组,去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  (《国民教师》,1941年第一卷第910)

 

学生会的这一号召,很快得到各班同学的响应。1942年,各班都出现了集体学习的热潮,读书小组纷纷建立。据当年桂师校长汤松年写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一文,对这篇文章的作用曾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当时桂师的自学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个人自学’不顾他人的倾向,这是不利于共同提高的。为此,学生会曾号召过要重视集体学习。19411225日《国民师》月刊第910期合上发表了当时学生会主席魏华龄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最有效的学习》,……学生会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班的响应,。因此,1942年各班小组活动除如上介绍的继续进行外,在小组学习上出现了一次在个人自学基础上发展为集体学习的热潮。……方式尽可不同,但作用却是一个:发挥了集体主义自我教育精神,从而收到了较好的学习实效。”(《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114115)

入校后的第5学期,我被选为桂师学生自治会主席,做了半年。当时的学生自治会,的确是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也是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许多课外活动,从学习到生活,从抗日宣传到群众工作,都是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和发动同学去做的。学生自治会经常配合学习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壁报,有演讲比赛、有辩论会、还有征文比赛……等等。学生自治会下设学术、宣传、生活、文娱和总务等股,各股都聘有指导老师,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各自独立地开展工作。上面提到的壁报、演讲会、辩论会、征文比赛等,就是学术股的主要任务;每周星期天组织同学到离校十多里远的苏桥圩伤兵医院去慰问,给伤兵演出,代伤兵写家书(当时许多抗日战士是文盲)等等,这些则是宣传股的主要任务;学生的膳食管理,参加主副食的采购以至清洁卫生,则是生活股的职责;文娱股则是负责同学们的文化娱乐生活,经常组织演出。杨晦老师、陈学人老师除了教课,还当义务导演,我就在杨晦老师的导演下演出过一次抗战话剧。参加这些活动,使我们学到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许多同学通过学生会的活动得到更实际的锻炼。

《少年生活》三编辑(桂师校友)左:张谷(《广西日报》主编)中:魏华龄  右:陈扬华

 

学校偏处农村(临桂县两江圩大岭心村),我们并不觉得寂寞,学习任务虽然繁重,但是我们并不感到劳累。我们生活在这个集体里,处于紧张、团结、活泼的气氛之中。在学生自治会工作期间,得到陈赐珍(中共党员)、秦淑娟等几位同学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他们是学生会的骨干,负责学术、宣传方面的工作,在各项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学生会能较好地完成全体同学的信任和委托。

我在桂师学习、生活3年,收获不少,也令我终身难忘。主要是思想上的启蒙。(1)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2)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初步了解到除国民党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还有解放区,还有延安,抗战的希望,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3)初步懂得了怎样做人,一个进步青年必须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必须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结合起来。在教育思想方面,受戴自俺老师的影响较深,戴是陶行知的学生,晓庄师范毕业。在戴的影响下,在我们的心目中,陶行知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他的教育思想,他的为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桂师的许许多多学生。

桂林师范三校友编辑出版的《少年生活》月刊(19465月)  

主编:张胤昌(张谷),编辑:魏华龄、陈扬华

 

我的一点点进步,是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是与一些老师千方百计地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教育阵地上,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十分激烈,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在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哺育下,许多青年提高了思想觉悟,从而跟着中国共产党,投入了抗日洪流,走上了革命道路。我有幸在当年接触许多进步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熏陶,思想上受到启蒙,也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随着我们毕业回到龙胜工作,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一批老师,为革命事业也做了一些推波助澜的工作。

桂师3年,在我的青年学生时代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198810月一稿

200312月二稿

 

(罗善屏:龙胜县人,1939年入桂林师范第二班学习,1942年回龙胜县任大同表证中心校教导主任、校长。1948年因反对国民党政府克扣教师薪金而罢教被撤职,1949年到柳州参加地下工作。1950年春,在柳州地区剿匪时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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