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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
2017-05-25 14:56   审核人:

 

汤松年(19101984永福人。1931年经考试被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破格录取,因才学出众,与汤有雁、邓霭然被称为师专“三杰”。任桂林师范校长期间,聘请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到校执教,使该校中共组织得以发展壮大,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传播,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桂北游击队队员或领导。

解放后曾任桂林市文教局(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历任桂林市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副主席,民盟广西区委副主委,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病逝后,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

1937年秋-1943年春)(节选)

汤松年

 

桂师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特点是指它在如上所述的办学指导思想下的一些具体做法。

  (一)桂林是以坚持抗日反对投降为中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当时提训导中心),从而逐步培养成为一个团结抗日的集体。

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1)桂林教师有这样一个特点:40多位教师有30多位是由外省逃难到广西的,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有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14个省市,真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大体都有一段受尽日寇侵略、残酷迫害的痛苦史,有一颗家破人亡国难深重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的炽热的心情。因此,他们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主流的思想就构成了教师能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基础不仅在教育教学上有重大的影响,对学生更是一块大磁铁石(吸引力),同学们说:“我们的学校就是一间活的抗日的学校”。  

2)从学生情况看,桂师开办初期,由于它是省立的,又全部公费(学校拱吃饭、穿衣、发书籍等)。当时在广西这样的省立中师,除特种师资训练所(后改民族师范)外,就此一间。招生对象初期遍及全省,远到桂南龙州地区也有学生。以后各专区成立中师,桂师就限于招桂林平乐两地区廿来县的初中、国民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在乡青年。这些学生有这样特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家贫穷无力升学的,一部分是在职的国民学校教师希望继续深造的,地富子女是极少数的。因此,他们都能吃苦耐劳,勤奋学习。年龄一般在廿岁左右,男女兼收,女生约占十分之一实际文化水平,由于招生考试科目强调语文、数学两科(还有口试),特别是作文只要能言之有物,顺理成章,其他课差些也都得到取录。因此,这一时期十六个班约六百多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是有一定基础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就这样,他们一进桂师就较快的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教育,同时又通过一些教师和广西学生军转来的同学及课外书刊的阅读,了解到新四军、八路军抗日的光辉战绩,就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是学生们求进步的思想基础,是师生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础。

3)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认识与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开展的许多活动是紧密联系着的。而这一认识和活动的内容、做法,好些是来自当时附近在桂林私立中山中学的“生活教育社”和《战时教育》这一刊物的(季平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认识指导了活动而活动又加深和提高了认识。这样。就促进了桂师在进行一坚持抗日反对投降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和顺利进行。

这些理论上的认识和活动的开展都是由学生会负责并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帮助和支持的。这一时期的学生会发挥的作用是较大的。

下面就由我来介绍当时活动的主要情况:

桂师校刊《桂师月刊》(以后改名《国民教师》月刊)创刊号是1949316出版的。创刊号发表了一篇由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忠直同学写的一篇为《本校学治会两年来的工作》文章。文中说:“……值此抗战之际,非有自治之组织不足以锻炼各个人担负公共事业的能力,不足以革除各个人不能自觉自动之恶劣的习气。爰于193811月初旬(即学校开始上课后约一月)由各班代表发起的筹备本会,草拟章程请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核备准予组织成立。同月17日奉令准许组织,并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接着这篇工作报告中,有关抗日宣传、学习活动的记录有:“成立伊始,正直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我校组织工作队出发永福、苏桥,沿相桂铁路一带地方唤起民众宣传,历时半月。”在附近农村办男女成人班五班(二班女),这是农民们自动要求,同学们热忱服务,取得惊人的成绩,至今犹能听到他们的歌声:‘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南宁、宾阳相继沦陷时,我们在两江、苏桥组织了少年工作团,成百的青少年得到了教育……”以及“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涌现出不少的‘斯达汉诺夫式’的社教英雄”等等,这是学校成立后两年的工作情况。下面结合《大事记》和一些资料把五年来有关抗日宣传活动的事实概述于下:

   甲、工作在附近福村、大岭心村,长期来我们在这些村办了农民(男女班)夜校,这些夜校既识字又宣传抗日。认识课本是围绕抗日和农业生产需要自编并免费发给农民的,通过短小课文特别是歌曲(有韵)形式来写的。来读书的成年人大都是带着儿孙一起来学习,学了一阵就变成了儿孙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了。因为孩子们学的快,一会就成为教师的助手。一个班有这样几个“小先生”,识字教学效果显著的提高。进而又通过这些“小先生”即知即传人去教左右邻舍没来学习的成人和儿童,很快整个村出项了学习的热潮。据《据大事件》,“19377月福村成人班举行毕业典礼和同年10福村、大浪坪村、大岭心村三村妇女成人班举行开学典礼”的几次会上,总结出了几条经验:  

第一,每晚上课的步骤是:先讲抗日形式后教识字课本,最后唱几个抗日歌曲。每晚最多不超过一小时。这样的教学步骤适合了当时群众关心抗日形势鼓舞学文化的热情,学好识字课本。

第二,成人带儿孙入学(指六岁以上失学儿童),组成老少班,发挥儿童快学的优点,针对成人怕问得弱点(特别是妇女),组织老少互教互学,结果,老少班变成了“两好班”(儿童成人都学得好)。

第三,运用“小先生”即教即传人,开展农村扫盲工作是可行的。关键的是儿童的“知”是“真知”,儿童的“教”是“真教”。为此,对“小先生”要给以必要的较多一些知识和通过检查表扬不断鼓舞儿童“教”的劲头。只有这样,“小先生”才真正成为“先生”。

1940年元旦,唐校长从桂林市带回陶行知先生《致广西小先生推行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小先生的职责不但是教人识字读书,尤其是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时候,小先生要把他们的力量贡献出来,影响整个民族起来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平等。所识的字和所读的书都要和这个大目的紧紧地联系起来。”

农村办校的经验结合陶先生信的精神很快得到传播,当时在两江、苏桥等地也纷纷办了成人夜学班和推广“小先生”制。

乙、工作在两江圩:两江圩距离桂师约四华里。 《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录:“19399月、12月分别在两江成立少年工学团和青年补习班并公演话剧。”同年1216日在两江成立抗战建国室(后扩大为两江、永德两乡社会教育实验室)。这个“工学团”是组织十二、三岁的失学儿童边劳动边学习的(劳动内容是搓麻绳和制竹席等)。学生既可获得一些物质报酬,更重要的受到了抗日教育。青年补习班主要是一些小学毕业生继续深造(因当地无初中)的场所,学语文、数学还上抗日形式教育课。至于“社会教育实验室”,则是学校辅导处开展社会教育的实验区,它包括办成人(男女)夜学班(扫盲在内),研究速成识字法;推广“小先生”制,研究如何建立个更好发挥“小先生”在扫盲中的作用;还设立抗战阅览室,陈列通俗书刊供广大群众阅览,结合举行抗日宣传时事座谈会和报告会等等。

所有上述工学团、补习班、社教实验等的成立,目的就是把整个两江圩(包括附近农村)办成为一个“全民教育区”。即是说,在这一地区所有失学的儿童、青年以至成人都能受到各种不同的教育,但又不脱离抗日救国这一中心内容的教育。这给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提高的影响是大的。解放后,原两江中心校老师王一平同志告诉我:解放战争时期临桂县游击队成员,其中不少就是参加过上述各项组织活动的青少年,临桂县游击队的领导人,就是桂师的毕业生。

丙、工作在苏桥:苏桥距离桂师有十余华里,桂师成立后即风雨无阻的每周周日又一个班学生(有的班班导师也参加)到苏桥伤兵(员)医院进行慰问。天刚亮即起程,步行约二小时到达,日落西山才戴月归来。慰问的内容除代写书信投邮、缝补、洗衣服、打扫环境卫生、送书刊报和节日送礼外,还进行个别访问、座谈会即文艺演出。通过访问、座谈师生了解到前方抗日的实况:有的反应我抗日将士浴血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有的反应国民党不战而逃或弃城而去,一日失地数百里的溃败惨状;有的反应光荣负伤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形成残废以至死亡的凄苦生活;有的流着眼泪控诉日本军阀侵占我国土后的掠夺、焚烧以至大屠杀的滔天罪行等等。每次访问归来除用壁报形式报道情况外,我们还编辑了好几册的《慰问专辑》广为传播(其中有的还是负伤病员亲笔书写或者是战地、家乡寄来的信件),这给师生教育意义之深是笔墨难以形容的。许多同学在日记上这样写的:“要坚持抗日救国,要坚决反对投降,要坚决收复失地……”有的同学还在“坚决”两字上用自己手指刺破的鲜血涂在上面……

通过慰问,我们与负伤将士的感情是十分真诚而深厚的。《大事记》有这样的记载:“19397月,我们在苏桥发动过一次几年‘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演出游艺会,第二天唐校长又亲自率领师生抬一头大猪、几大缸酒及其他礼物去慰问,这次慰问和演出后,许多伤病员(有的还扶着手杖)含着热泪送我们出院,挥手送别。”

在苏桥,19391113日(见《大事记》)还成立了少年工学团(主要是学习抗日知识),初成立时只有团员23人,后来发展到40余人,大都是十三、四岁失学的少年儿童。每周有赴苏桥慰问团的同学和他们上课,讲抗日道理,唱抗日歌曲和排演一些短剧为伤病员和群众演出。这一工作得到当时外来的“成达师范”的帮助和支持。后来“成达师范”马校长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这些青少年大都成为当时的游击战士。

丁、最后,抗日宣传教育在学校内说,它是桂师几年来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是桂师几年来学生在政治思想上不断得到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的教育方式除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学生课外活动(如举行演讲、写作比赛,成立歌咏、演剧队等)进行外,特别值得回忆的是下面几件工作:

第一,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这些会是学生会和班会依据同学们的需要、兴趣自己组织起来的,分别请有关教师作指导,这些会有的属全校性的,如教育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有的则是学校和班级一揽子组成的,如时事座谈会。

19401225日出版的《桂师月刊》第10期上,中师二班学生蒋天星、刘立根等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1939—1940年)学习的经过》的文章,其中有这样极端化:“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学习社会科学及留心时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人数也愈来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去年(1939)下学期学校组织了一个时事研究会,我班参加人最多。报纸起初很少人看,现在则抢着阅读。许多同学都从报纸上摘录重要的材料,作为研究的依据。班会小组生活中报告时事是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在文中还这样写着:“我们没有一个读死书作分数奴隶的书呆子,也没有一个荒废学业忽视课内学习的糊涂虫。”

这个时事研究会,人数在一个时期发展到一百八十余人,听时事报告时往往全校学生都参加。研究会大体是这样进行的:随着抗日形势、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大体一月一次)由学治会公布题目,然后请老师做报告,以后各班小组自由讨论。如19409月初,德国法西斯人侵波兰,英法参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站。先由郭文杰、陈啸天等老师对全校学生作报告,接着各班纷纷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配合讨论,学治会公布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学生也阅读了许多有关的书刊。通过报告、学习、讨论,同学们对当时国际上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的认识是建立起了的,许多学生在壁报上、日记中发表了“向斯大林致敬”、“怀恋莫斯科”、“致苏联英勇战士书”等文章。学治会曾把其中的一部分书信寄到苏联去。

还记得,193810,武汉失守,接着是汪精卫叛国投降粉墨登场,时事研究会抓住这一时机,请傅彬然、赵建勋等老师作报告,揭露汪精卫投降叛国事实后,各班小组开展讨论。有的班采用“声讨汪精卫”大会形式,有的班讨论中还演出了活捉汉奸卖国贼的短剧,更多的班还借此进行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主张)的教育。这次讨论会对学生以后对抗日形势的分析和理解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也就从这时起学生更重视读报刊和时事研究工作。

其他教育科学研讨会,后面在介绍。

第二,各班小组活动:这是桂师几年来学生思想政治的进步和提高又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活动的内容包括学习、工作、文体等方面,但中心是学习和思想教育。

19401225出版的《桂师月报》第10期上发表了训导组写的一篇《本校两年来训导的得失》文章,说:“我们的小组训练,是训练青年学习、思想、生活的一个核心组织。全校各班分为若干小组,每组七到十人,由学生推选组长,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开会时班导师列席参加。”又说:“会议内容,第一项工作是生活检讨(互相检讨),并讨论生活上各方面的问题(如尊师、守纪律等),认识生活,才能实践生活。其次,小组还是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利用小组做集体自我学习和教育。为此,规定阅读课外书籍并讨论学习心得和体会。学校内劳动服务和社教工作也往往以小组为单位参加。”

这样的小组训练,几年来它对同学们的思想学习起着重大作用。当然,各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师五班雪生学生陈魁(班的学习组长)写过一篇题为《对于学习的一些意见》,发表在19411225日出版的校刊《国民教师》“建校三周年纪念”专刊上。他说:“由于开展小组学习,本校同学求知欲很高,学习空气很浓厚,学习能力也相当强,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这确是一个好现象。”接着他提出学习还要多问、多读、多重视集体学习外,“还要加强小组(全校的)的自我批评(当时没有提出自我批评)。我们知道,自我批判在一个人是揭露和改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是教育同时训练自己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团体是培养干部同教育群众的一种有力武器。本校曾运用它收过很大的效果,但近年来这点又不够重视了。从今而后,我希望同学们好好运用这一武器来克服我们学习生活中的弱点以提高学习兴趣,促进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这篇如实反映了当时小组活动的目的要求和成效的文章,是十分值的注意的。因为,他提出了“运用自我批判”这一武器的同题,反映了同学们当时是学习了不少的进步书刊的。据我所知,中师各班在校三年学习期中,有的把那就集体学习,讨论过《大众哲学》,有的班讨论过《社会发展史》等一类进步书籍,写过不少的读书笔记,送班导师批阅,还举行过读书报告会、读书笔记展览会。在“自我批判”上,各班也是做的较好的,特别由于班干能带头检讨自己并虚心接受他人意见,促进了同学们学习的努力和思想的提高,团结协作的精神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巩固。当然这当中发展是不平衡的。“自我批判”不仅存在于各班小组活动中,据《大事记》记录有“19397月学生会举行自我批判会”,这就是说学生会也举行的,我亲自参加过这些会议。

农村小学的情况怎样呢?一般说,师资水平低,领导能力弱,班级复杂(有复式班和几个年级合上的单式班),各种规章制度不全,设备更不用说少得可怜了。因此,要求实习生到校实习应有两重任务:一是全面的实习,即包括实习校长、主任、班主任工作,实习小学各年级的各科的教学;另一方面,在实习期间与实习学校校长、教室共同学习有关教育资料和教学教法,共同研究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共同研究讨论上课的教案以至记分考核、学生出勤登记等等,所以这些,实习后认为好的,都留存下来。这样的实习制度,当时我们给它取个名称叫“两好制度”——实习生获得的知识技能较多,实习学校也受到教育的帮助。

学校为了搞好实习工作,成立了一个实习指导委员会,由校长、辅导主任、实习指导老师和教育科的任课教师参加。实习前先到外地参观(桂林市、有的班还到广东曲江)和到实习学校(主要是在两江、永德两乡中心校和附近农村小学、还有李宗仁村上的信果小学)调查研究后,拟出一个实习计划,才去实习。开始一年,实习时间是安排在毕业考试前一月,实习结束学生也就离校了。后来感到这样不利于学生的提到,改到最后一年(指中师班),上期“小实习”(试教一下,时间不多),下期期中开始全面实习。这样一来,学生通过实习所取得的经验有个时间在学校总结提高。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还有时间在校研究讨论解决。有的班还在总结之后再次到实习学校交换意见,并由几个教学有方的同学上“实验课”(实际是示范课性质)。如此反复实践,使同学们真正学到一些本领。

桂师对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由所在县负责分配工作),还担任了指导作用,这从当时校刊上大量发表毕业同学来自各地的通讯报道就可证明,以后还成为一个制度:凡毕业同学每期至少与学校通讯一次,报告工作情况。这些通讯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关于此,后面还要谈到),除由辅导处负责回信解答问题外,校长也亲自函复。这样做,不仅继续对毕业生予以帮助,用当时的话说:“桂师应成为在前方作战的同学的有力后盾。”而对桂师教学来说。特别是教育科学的教师来说,也取得了联系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把课教得更活泼生动些。

讲实话,还得提到校医室(包括住院病床8张),有一技术高明、服务态度又好的校医杨大夫(忘其名)和一个护士(姓吴),他们的工作除担负全校师生及家属的疾病预防治疗和负责全校环境卫生的设施、检查、督促工作外,对附近乡村有急病来请求的也予以治疗(主要是儿童)。因此往往工作紧张,疲于奔命。开始有几个女同学主动去帮助,后来唐校长动员女同学轮流去服务。他说:“这也是实习”,“师范生嘛!将来你毕业去做老师,像《古庙敲钟录》(晓庄师范丛书之一)那样,一个和尚一个庙,四周又少人家,更谈不上医院,你这个教师不懂些治疗,最普通的伤风感冒和创伤后包扎止血的技术,怎么行!”因此,校医室也就成为部分女同学的实习场所(一般是课余时间)。杨大夫还未她们上了些有关治疗和简易手术的实习课。这样医疗室得到了助手,参加工作的同学又获得了一些知识和技能。

最后,桂师实习使我最难忘的却是这样一件事。它告诉我们,对一个师范生的要求是全面的。所谓全面,即当时提出的“品学兼优”、“以身作则”。《大事记》记载:“194010月,唐校长、邓组长(实习领导组)和汤老师检查信果小学实习工作。”事实是这样的:这次检查不仅听实习生上课,查阅教学计划、教案、批改作业等,还召开了家长和学生座谈会,又个别访问了学生家长。当我们发现有的实习生对学生有斥责打骂行为,有的批改作业不认真,有的不进行家访,甚至个别的在村头村尾抓泥鳅,打鸟(石击)等情况后,唐校长非常痛心,迅即召开实习生会议。我第一次看到他既严肃又伤感的讲话,他说:“做老师不热爱学生,不联系家长,靠打骂来维持地位,那何必办师范学校,办警察所好了。”他又说:“当老师自己行为不正,打鸟捕鱼,这给群众有什么看法,这样的实习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说到伤心处含着泪水自我检讨,说:“是我这个校长没做好,我要去向家长检讨。”会后他就到一些农民家中作了检讨。从这一事例看,桂师当时对实习同学的要求是严格的,是全面的,是从为人师表的整体要求思想出发的。后来,我把这一事件写成一篇短文,题目是:《难忘的教训》。之后,有些班级开展了“怎样作一个国民教师?”的讨论,郭文杰老师以郭林燕名(中师六班班导师)写了一篇《儿童节与国民教师》,发表在194141日出版的《国民教师》创刊号上,可以说,它是这次讨论的小结,文中不仅提出了国民教师应具有的条件,还特别批评了那些对儿童实行打骂教育的错误行为。如说,教师“不应以权威强迫学生,不应以惩罚钳制学生行为。如说,教师“不应以权威强迫学生,不应以惩罚钳制学生行为,而是重在耐心持久的教育。今天的国民教师要能廓清‘儿童是被统治的对象’的传统错误观念,要坚决不做‘儿童群中的阎罗王’,不要以惩罚看作是教育的万灵药,迷信体罚的效果,必须压制儿童天真活泼的自然发育。我们要肃清‘大人的教师’或‘孩子们的公敌’。陶行之先生说:“打孩子的人是小孩子的公敌’。我们希望所有小学教育工作者,包括即将成为国民教师的师范生,今后,应伸出热情的手,慈爱的心灵,与儿童玩耍,生活在一起,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的儿童。同学们,要清算以前的旧账(指实习生),立志做个优良的国民教师。”

乙、关于“手脑合一”,重视体力劳动教育方面:

桂师招收新生时,在招生简章上就明白写上了“要给吃苦耐劳,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入学通知书上,“规定要带一把锄头”。学校对每一新生入学时发两套衣服:一套学生装,一套工作服(大裤腿便服),后者劳动时穿的。记得中师五班招生时,有两位女同学报考,是资源王县长慕桂师名而送来的,考试后成绩合格,唐校长亲自找那个王县长说:“到桂师是要参加生产劳动,吃苦耐劳的,你小孩行吗?”当他得到家长的保证后,才准报到。桂师的劳动内容是较为广泛的,先把《大事记》中有关的劳动的记录写在下面:19393月简师班学生发起穿草鞋运动,全校各班都响应;同年3月本校每日派出同学30人赴桂邮局服务,帮助清理积压多年的邮件;同年115日学治会发动全体同学创建校运动场,提出不完全不吃饭的口号;同年128日,实行生产劳动,学生分地种植。1940年春,学治会发动造林运动,沿校旁公路和周围种桉树、苦棟树,共种千株以上。1941年初,学治会发动学生到茶洞砍柴割草,支援膳委会。依据这些事实的记载,有必要谈些具体情况:

桂师学生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穿的是粗衣,着的是草鞋,头发长了相互帮剪。伙食第一年每月九元,后由于物价飞涨,加到十二元也仍然是温饱而已。同学对此,泰然处之,安之若素。更难得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忘记前方战士,《大事记》上记着193959日素食一天节余送省抗敌后援会,1940曾三次节约伙食,将膳余款捐献给苏桥伤兵医院。

自我服务劳动是比较多的,这不单指那些日常的室内外环境整洁工作,它包括膳食团的一系列劳动:粮食供应有时要到离校四五华里的江永德乡背回;烧的柴草有时由于物价高涨,要去离校三十华里左右的山口和茶洞山砍割,每天饭堂开膳,由采购到烹调到搬运到食堂都由学生轮值负责。桂师的校址原是一片荒山,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凹凸不平之地。建校后。所有人行道、操场、球场、农场、河边码头等都是历届学生用汗水劳动创建起来的。使桂师成为一间操场宽阔、农场划一、道路整齐、窗明几净、环境优美的良好学习环境。

生产劳动,教学计划内把它和生物科(有两年叫博物科)一起作为一个课程来安排。目的是使客场内的教学和农场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此,生物老师按课本教学内容搞了一个“教学实验区”(学生也参加),有些对生物科有兴趣的同学也在自己地上搞红薯番茄等高产实验。除这些外,大量的还种蔬菜,平价(比市场低价)卖给食堂,学生也有些收益。学生劳动热情也是高的,特别是晚饭后,学生在园地上浇水施肥捉虫时,一片欢乐的笑声,使人深感劳动的愉快。劳动在桂师的一个特点是搞劳动竞赛,农场劳动也是这样,劳动好的得到奖励,有个时期还评出“斯达汉诺夫式劳动英雄”(学习当时苏联学校做法)。学校举行过“丰收庆祝大会”,而丰收并没忘记前方负伤将士,部分成果送给苏桥伤兵医院。几年来,桂师的生产劳动没有间断,这与生物教师吴幼之、王亚农、陈学人等的周密计划、辛勤劳动、勤于检查是分不开的。他们分析过土壤,慎选适于土壤的种子;他们自制过农药,消除了虫害;他们还勤于查看学生种植的作物生长情况并予以指导;更难得的是他们还曾到附近农村,据《大事记》记载曾给学校以感谢信,并送来高产的红薯十来担,其中最大的一个有6斤重。当然,主要的是同学们在一系列的生产劳动中得到了劳动锻炼的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

丙、关于课程调整、加强课外活动方面:

这是桂师教学计划的另一重要特点。以中师来说,除开设语、数、理化、生物、公民、图、音、体等课程外,教育课程没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材教法、测验与统计、教育实习和参观等一共16科(有个时期还没有包括教育行政在内的选科),三年完成。除教育各学科之外,其余各科按普通高中的要求进行教学,任务是比较重的。这次我找到了当时的课程安排表,有这样的几项原则:一是每周教学时数(包括军训)不许超过32节(全期21周计);二是每天不少于23节课外活动(包括自学);三是每晚有两小时自学,一般用来完成当天作业;四是保证足够的教育实习、参观时间,原则上放在第三学期。课外活动内容除学校、学治会有全校统一性安排外,由各班自己决定,可开小组会或者研究会,可准备抗日宣传活动,也可自学等等。每节课时间由50分钟减到40时分钟,课外活动同。

桂师当时这样调整课程和时数,加强课外活动和教育实习,是与我们对教育含义的看法有关。1940316日《桂师月报》创刊上发表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国民教育一词和以往的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等根本不同,原因是制度变了,方法变了,含义也随着变了。广义言之,今后的国民教育是在‘管’(政治)、‘教’(文化)、‘养’(经济)、‘卫’(教育)打成一片的安排下,男女老幼一面做一面学的基础建设工作。这定义似乎溢出了教育的范围,似乎与传统的教育观念背谬,然而这不仅表示了中国教育的进步,更表示了中国政治的进步,新中国的进步完全建筑在这种进步上。”这篇代《发刊词》是转载董渭川先生19403月在广西日报上的一片文章《新县制之教育精神》的一段,以之作《发刊词》的。尽管这段把广西当时推行的新县制誉为进步的产物,不符合实际外,但在教育含义上,提出了管、教、养、卫合一,却是与陶行之先生批评过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教育,提倡“救亡教育”有共同点。因此当时我们接受了这一观点,即重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等结合来培养青年一代。这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这样的认识,记得初期,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教育,为了搞各项劳动,特别是社会教育办了那么多农民学校等,在师生中有过争论的,争论的焦点就是“课外活动是不是太多了?”“书是不是读得太少了(指上课时间)?”《大事记》有这样一句话:“19404月学校开展了‘反书呆子’的热烈讨论,校刊上并转载了陶行之先生抨击书呆子的一封书信,信是这样写的:“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教养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大书呆子分配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使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不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中华民国可以变成中华书呆国。愿凡是已经成为书呆子的,从今以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熔炉里重新锻炼出一新的生命来。我们爱师范教育,我们更应爱全国的儿童和民族的前途,惟独为全国儿童和民族前途打算的师范教育,才能受我们的爱戴。”经过这一问题的讨论,加上我们当时课外活动的内容,特别是抗日宣传教育的内容是建立在“做上学”、“边做边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不仅提高了思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因而,总算是获得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前面引用过的中师二班学生刘立根、蒋天星写的那篇《两年来学习的经过》文中说的:“我们没有一个读死书作分数奴隶的书呆子,也没有一个荒废学业忽视课内学习的糊涂虫。”

丁、关于教育科学研究会:

这是桂师教育计划中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师范学校应有的重要活动之一。《桂师月报》1940316日出版的创刊号上有一新闻报道,内容全文如下:“本校成立至今不过年余,学生对各种学术研究极感兴趣,本学期(1940年上期)校内各种学术研究会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现教育、音乐、图画、数学、英语等研究会均已开始工作,惟参加人数过多,已按照其程度和兴趣进行分组,并由各有关教师担任指导,于学生学业前途帮助甚大。”这里,除前面介绍过的时事研究会外,只着重叙述“教材教法研究会”的一些情况。据19414出版的校刊《国民教师》一卷二期上,发表了题为《桂师教材教法研究会计划纲要》一文,内容是这样的:“去年(1940年)九、十月之交,实习指导老师邓锡藩领导学生组成的,参加学生大都是毕业班同学,大约有百余人,他们自制了大量小学教具玩具······。《纲要》内容包括:①目的,过去的教育最明显的错误是理论与实践不能统一,且脱离现实生活,一味空谈和瞎干,为解决这一问题成立本会。②组织原则,在做上学、做上教,达到教学做合一;着眼于学用不分家的生活教育,使学习与生活打成一片,不空谈理论,不浪费时间、金钱,不为教育装饰品,凡一切研究创作概以经济适用为原则;尽量利用固有人力物力,尽量设计使各种教学相互联系。”

这一研究会的成立,从上述原则看,毫无疑问是以陶行之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指导,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实行教学做合一等原则而建立起来的。这个会成立后,几年来做了如下两方面的实验:

一是在信果小学作教法实验试点,主要内容是:依据小学语数自然史地几科的教材,自制了大量的教具图表(包括教师实验用具),让同学们在自制教具过程中,在做上学得一些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实习同学运用这些教具进行教学,使教学能从具体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实验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信果小学教学质量有较快的提高,当时临桂县府曾通令全县各中心校来校参观。

二是在大岭心村、福村做过一次农民文化水平的调查,在这基础上提出扫盲计划和编选适合于农村扫盲课本。这套课本是把抗日宣传、农村生产与识字教育三者结合起来编写的,课文形式采用农村喜闻乐见的山歌(民歌)出现,还运用了些农民群众的语言。这套课本实验成效如何只凭记忆,据说:“农民学半年,认识了几百字,背诵了数十篇课文。”具体情况无真实材料,只好付缺了。总之,这个教材教法研究会对实习生、师范生说,是起到了提高教育理论认识又能实习中发挥了指导作用的。

戊、关于考试制度和评分办法:

这是教学计划的又一特点。几年来,桂师的考试制度和评分办法强调了重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又偏重平时成绩的办法。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课堂表现,全部由科任老师负责。平时成绩分数占全学期总分的60%,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总分的40%。考试大都是实行“开卷”(可看书),期中考试只限于个别科。这样的考试和评分办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促进了同学们平时认真作业和上课,考试时没那么紧张,“开夜车”应付考试的情况,在桂师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的。我们当时采用这样的办法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一是认为学生学习的进步只能是或主要是依靠学生自觉自主的学习,没有平时的努力,考试时才来个“突然用功”,即使考试优良,也不能说就是“学好”,何况那样做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二是认为考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分数”吓唬学生,二是为了师生共同来总结过去的教学得失。为此主张“开卷”考试,着重对课本中主要的定理、公式(自然科学)、原理、原则(文科)等的理解及灵活运用,不盲目提倡死记硬背。

三是认为学生的努力学习,主要是靠引导学生认识学习与未来做国民教师的任务联系起来,与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才是可靠的学习动力。

总上,桂师当时的教学计划体现了民主办校的精神,这是学校领导“尊重教师”、信任教师“,从而发挥教师创造精神,不断改进和提高实现的。几年来,这样的教学计划适应了抗日形式的要求,而且还适合于师范学校的特点。

⑵教学民主

这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想把学校办成学生学习求进步的场所不可缺少的重大条件。我们知道,国民党对学校要求的是“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领袖”,“至此一家,别无分店。”否则就是“邪说”、“反动”甚至要被逮捕和杀头的。桂师在这样的环境下能突破这一“思想统一”的局面,关键是唐校长的开明作风和许多进步教师善于应付环境因势诱导的结果。

唐校长平时少谈甚至不谈“教学民主”这个词儿,但他却常说“在教学上我是尊重教师意见的”。他举过北大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主张,他介绍过晓庄师范自由讲学的思想。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甲、建立一间较为完善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桂师是一间新创办的学校,开学前就设法借用了由河北搬迁来桂的邢台师范学校的全部图书和仪器。以后,新购置和订阅的书刊,只要书店能买到的或托人买到的,学校都购置了。这当中就是包括了当时生活、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等书店出的所有进步书刊,诸如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和苏共中央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等。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群众》及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阅览室也公开陈列以供自由阅读。在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刊日益严厉时期,我们还采用过“偷梁换柱”方法,把进步书刊伪装起来,如当时班导师刘冠群给我来信中说:“为了较便于流通传阅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当时在桂林师范所见的数,封面上印的是《论青年的修养》。”唐校长常说:“我是主张让学生博览群书的。”

图书馆阅览室有这么多的书刊,除师生自由借阅外,为了发挥书的作用,几年来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做好图书分类目录公布、新书专栏陈列工作,便于师生借阅。一般还可进书库查找。

第二,开馆时间长,每天中午饭后到晚自习前开放。星期日(假日)上、下午开放,寒暑假期间开放半天,还允许回乡同学每人借二、三本书回家阅读,反校时归还。

第三,据《大事记》记录的,图书馆举行过读书报告会,配合各总研究会提供研究资料,以及为教师准备有关教学用的参考书等。而最突出的则是在各班建立班图书库,由各班学习干事与班导师商量,一次,(约一月)向图书馆借出几十册图书,这些图书依年级要求不同、兴趣不同而决定的。一般说,班图书库都是进步书籍,这更方便同学们学习。

总之,桂师图书馆阅览室为教学民主、学习自由提供了一个良好环境。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一般中学所望尘莫及的。

乙、大纲、课本问题。由于中级师范还是初创,当时教育厅还没有各科教学大纲,只每学期规定使用几个书局出版的课本。对课本的选择,学校是尊重教师意见的。当时出版课本的有开明、中华、商务、正中等书局,后者是典型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御用工具”。教师们往往选择其他书局出版的课本。不仅如此,教师们并不照本宣科,二是另外找补充材料来讲,如历史科就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地理科则选《世界知识》刊物上的内容作补充。语文教材更是灵活些,教师常把课本中的有些课文只要求学生一读而过,或甚至不讲,另选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读。教育学科则大量的介绍当时晓庄师范出版的“晓庄丛书”。所有这些,学校是从不干预的。至于课外阅读的指导就更广泛了,只要图书馆有的都可以介绍,而且往往介绍的都是进步书刊。当时中师七班班导师陈啸天在《纪念桂师建校三周年》的特刊上,写过一篇题为《深思》的文章。他说:“桂师的诞生只有三年的历史,就在这短短的三年的时光中,她已培育了数百优秀青年男女:国民教育的骨干。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作风,这作风发扬了我们青年人特有的精神:坦白、真诚。更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学习的内容,使我们一天天健壮起来,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多么难得的贡献。”桂师,就是在教师运用各种教材内容,特别是介绍课外读物上,让学生扩大视野进而走向时代的前列的。

丙、教学民主还体现在课堂教学思想倾向性上。唐校长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表示:“只要坚持抗日,其他我不过问。”记得1940年我暂代教导主任工作时,他坦率地告诉我:“你这个主任是只管学生学习,不管教师教学的主任。”当时桂师是没有什么教师间互相听课和举行什么观摩课这一套的。唐校长本人也很少听课,我在桂师教几年课,他从未听过我一节课,有时他进教室只走一转,看看学生学习态度就离开教室了。他常说:“我这个校长又不是万能博士,课堂教学只能由老师自己决定。”因此,桂师课堂教学的思想性除坚持抗日这一点是一致的以外,至于进一步的思想教育:程度深浅、范围广狭等完全决定于课教师本身的世界观和知识能力水平以及教学方法如何而定。当然,也还受到外面社会环境的制约。据我所知,当时许多进步教师在课堂上通过教材联系实际,甚而脱离课本就讲过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介绍过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内容,讲过延安及解放区情况,甚至有的老师为学生讲授了共产主义等。这样的进步教育,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有的班好些,有的班差些,也有的班踏步不前。因此,各班同学所受的教益是有差距的。可是,有一点是值得提出的,由于当时班级间的关系较好,往往在一个班中出现的情况,很快就传到其他班去。如一次中师一个班语文教师介绍了延安抗日大学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很快就由学生会学习部介绍到全校,形成一个时期在好些班中讨论,后来也运用批评和自我检讨的方法来改进学风。

丁、教学民主还体现在学校提倡学生自觉发扬集体主义学习的方式上。19401225日出版的《桂师月报》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教务处写的题为《本校两年教学的检讨》文,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本校对学生的训练,在生活上要训练他们自觉、自治、在学习上要训练他们自动、自学。师范生和普通中学不同,他们毕业后要当国民的教师,如果没有自学的能力、精神和自学的习惯,将来出去服务,不能算是国民教师,只可说是知识的贩读者。不能自学与没有自学习惯的人,他就不能发现新问题、要求新知识、跟上时代的进步的。他最多是把在校学的知识照样卖给别人,甚至还要打点儿折扣。照这样下去,真会弄得一代不如一代。从此以后的国民教育,文化水准沦于什么地步!所以,师范生自学能力和精神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几年来,桂师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精神的工作,是从多方面入手的,如上所述的图书阅览室及其活动提供了自学的较好环境;学生自治会的一切校内外活动均已学生为主体,教师从旁辅导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介绍课外阅读并指导和批阅学生读书笔记,讲读书方法,在课堂内要求做好课堂笔记等等,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从当时图书馆借出的图书看,有的同学已由初级读物上升到较专门的中、高级读物了,如由章汉夫的《政治常识讲话》到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由薛暮桥的《经济学》到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由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张如心的《哲学概论》,由《在晓庄》到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等。这些情况说明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有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的毕业生,除一小部分继续升入师范院校外,绝大多数同学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都能继续自学并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些事实证明了他们是在校内获得了一定的自学能力的。

学生自学能力的逐步提高,是与学习的自由分不开的。由于大师进步教师较多,在教师的影响下这个“自由”很自然地走到“时代的前列”上去,据当时图书馆出借图书的统计(1941-1942年)社会科学类最多,其次是文学读物,再次是教育科学。而这些书绝大多数是进步书籍。

当时桂师的自学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个人自学”不顾他人的倾向。这是不利于共同提高的。为此,学生会曾号召过要重视集体学习。19411225日《国民教师》月刊第910期合刊上发表了当时学生会主席魏华龄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最有效的学习》,原文为:“桂师在烽火中诞生,艰苦中成长,到今年已三年了。三年多的时光是多么容易消逝啊!我们为了参与民主解放的斗争,负起其中一部分的责任而热烈的投进了桂师的怀抱,站在学习的岗位上,不断地努力着。三年来,我们的学习空气是相当的浓厚的,多少人给予以赞扬、鼓励和指导,我们自己有时也如此自豪。因为,这是我们学习中最光荣的一页呀!然而我们得冷静一下头脑,不能作过分的欢欣,更不能以此自傲。因为这样往往会流入失望的。而今回忆过去三年,我们承认学习风气较为浓厚,但学习效果却不够高,这是事实。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也许是‘个人主义’作祟。因为学习的个人主义对学习的效率是不无影响的。我们很幸运地生长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当前的任务要求我们要更加紧学习­­­­──它是学习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时代要求我们朝着集体学习的道路上走。­­­­个人主义的作风应收敛。学习小组是集体学习最良好的组织。当然,集体学习是以个人学习为基础的,但个人学习至上就不对了。今后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保证个人学习的迅速进步,我们必须强调集体学习,利用学习小组去进行集体自我教育。同时,我们也希望学校对于学习小组的学习计划、步骤、方法有进一步的领导和具体的指示。”学生会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班的响应。因此,1942年各班小组活动除如上介绍的继续进行外,在小组学习上出现了一次在个人自学基础上发展为集体学习的热潮。它的主要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有些班小组提出大家同读一书,并在这一基础上开展读书讨论会;二是有些小组搞“笔谈会”,由小组确定一个题目,大家按题目自己去读书找材料,然后参加笔谈,各抒己见;三是有些班举行班读书报告会或评议会等。方式尽可不同,但作用却是一个:发挥了集体主义自我教育精神,从而收到了较好的学习实效。解放后,中师五班的同学,当我们一同回忆桂师小组学习情况时,正如刘宗矩同学说的,读书报告会或讨论会给同学们的进步是有较大帮助的。

总之,桂师几年来,在教学上由于唐校长开创了民主办校精神,教学上又尊重教师意见,不加干涉,对学生学习又提倡自觉、自动、这就给予学校许多进步教师得以革命启蒙的思想去教育学生的条件和机会。这样的一个较好的教学环境,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是不可多得的。

1981年秋,我在北京开会时,与当时在桂师任教的张白山、葛琳、张毕来、夏云等地下党同志欢聚于张毕来同志家中,数十年不见的老友,十年动乱后重相逢,欢欣的心情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在杯酒笑谈中,对桂师工作时期的一个共同回忆正如张白山同志说的:“我们当时去桂师工作是经过慎重的了解,认为:桂师当时环境较好,才决定去的。”这些话使我自然也回忆起当时桂师地下党的同志在那寒风雨雪的外围环境下,为培养一代青年的进步成长而忘我劳动和循循善诱的精神,至今还为广大同学所不能忘。

1942年冬,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桂师过去几年教学的得失,现依当时《桂师简报》(19421225建校四周年出版)摘录如下:

第一,肯定几年来桂师的教学计划,从培养优良的国民教师整体要求出发是正确的。如重视教学实习,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加强劳动锻炼,增加课外活动时间;培养学生自学精神等成绩是较好的,这是对一个师范生应具有的基本要求。

第二,唐校长在教学上尊重教师意见,对学生学习上提倡自觉、自动并让学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等是正确的,是桂师几年来培养起浓厚的学习风气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课堂班级教学,必须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特别是数理化几科由于学生程度不一,班级教学往往顾此失彼,采用个别辅导更为必要。

第四,提倡在个人自学基础上发扬集体主义学习精神,是提高全体学生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这一点班学习小组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五,教学必须在尊师爱生的气氛中进行。只有教师热爱学生才能“诲人不倦”,只有学生崇敬老师才能“学而不厌”。

这些话是可以达标当时桂师几年来的教学实际情况的。

⑶尊敬师长,热爱同学

桂师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校庆日,在校门进口二重门处,贴上一副对联,贴后就保持下来了,年年如此。对联上联是“燃烧着自己”,下联是“照亮着他人”,横额是“为人师表”。这副对联包含着对教育工作者的真诚歌颂,对师范生的热情希望。唐校长在桂师的言论是较多的,但这副对联却是他最常说的话题,他诚挚地希望桂师同学以此精神来锻炼自己。他不仅以此教人,更能以身作则。从筹建桂师到离别桂师的三年半左右的时期中,唐校长为桂师付出的心血是人所共知的。他理解到要办好学校必须尊重教师,要学生学好就必须热爱同学。因此,他在桂师工作的时期内,在尊师爱生上他花的力量最多,成就也做突出。解放后,凡我所见到的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关于尊师,在《经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381024日,桂师成立后开始上课的第一天,唐校长则以‘立志、尊师、致力国民教育,造成优良校风。’”这就是说,桂师成立之日就是把尊师作为优良校风的重要一环提出来的,唐校长也亲自实践。桂师教师大都来自省外,人地生疏,凡请新教师,不是自己亲自从桂林陪来,就是亲到两江汽车站迎接,指导老师食住都安排妥当为止。他经常串门走访,了解情况,为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当时学校有个“小金库”,不属公款,主要是学校向书店购买教科书得的“回扣”,这样的“回扣”在一般书店中是作为酬劳购书人而公开支付的。唐校长却把这笔钱积蓄下来,组成一个管理小组,只要管理小组同意,唐校长就可动用它来补助生活困难的教师。几年来,这个“小金库”为补助教师医药费,生活补助费及为教工子女制冬衣等为数是不少的。教师工资,学校是有权自行决定的,确定后不合理或教师工作积极取得较好成绩还可随时提到。如物理老师陈润泉教学认真负责而家累又重(有子女四人),学校除安排其爱人在办公室工作外,工资也定得较高。这种情况不只是个别的。桂师在桂林太和唐设有办事机构,地址就是唐校长家中,除一间作办公用外,唐校长还把另外两间小屋免费接待来桂的教师。他自奉俭约,大家还会记得:他冬天穿的就是那件旧大衣,热天穿的就是那两套不太合身的布制服。可是,他经常在家招待老师便餐。学生曾称呼他是“活着的武训”。后来桂师学生为他兴建了一间大约一百平方米的平屋,他说:“谢谢同学们为我做了个好窝。”桂师行政组织,校长下有个办公室,包括会计、出纳、庶务、教务员、抄写员等共约十人,一切事物由秘书统一规划和管理。几年来担任秘书职务的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年将五旬的桂平人冯少芝先生。他除代理校长处理来往文件外还有一块记事牌,这块牌主要是记载教师生活情况的:如某老师病假,某老师生孩子等等。这样校长就可登门拜访或问候,并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办公室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所有办公室同仁中心的任务就是为教师服务,工资、上课表、教科书等都是送到教师房中去的(这有时没全做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唐校长的家属或至亲。那种“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事,在桂师是没有的。一次唐校长的叔伯兄弟要求为他儿子唐xx找个办事员职务。他说:“有学问我可以请他当教师,做职员不行,那是为老师服务的工作,他去了几方面都不方便。”这就保证了办公室同仁没有那种“仗势欺人”的恶习。办公室同仁少是繁,唐校长每学期末总要召开那么一次“酬劳会”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对教师的服务,并不限于生活(如代买柴米油盐菜等),也包括教学。如老师需要的参考书,图书馆尽先购买。覃祖璋老师是动植物研究专家,到桂师教语文,但假日仍坚持到附近乡村采集标本,唐校长特指定几个对生物学科有兴趣的同学在课余时间跟覃老师学习并帮忙,办公室还提供纸张、刀剪、小网等工具。唐校长对教师的尊重,在上述的好些方面,如民主办校、教学民主的项目中都包含着尊师的因素,避免重复这里就不提了。

唐校长有篇题为《谈尊师重道》的文章,发表在《桂师月报》第七期上。他说:“尊师必须闻到而行之,尊师必须以师为模范。”这就指出了学生尊师的核心问题,即:一个是“闻到”(合理的教导)要力行;一个是教师的长处要以之作“模范”(榜样)。因此,桂师几年来提倡和教育学生尊师不是仅仅从礼貌、言谈、行为上去表现(当然这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闻到而力行”,“以师为模范”。所以尊师从学生地位说,它是同学们求进步的条件之一。《大事记》(年月处原文已认不清)有这样一件事实记载:标题是《请老师给我们以惩罚》,事情是学期考试结束后发生的,当时学期考试,一般说是“开卷”(可看课本笔记)但绝不允许学生相互抄袭。可是,在考数学科时有几个同学相互抄袭犯规了,当时老师并没有发现,评了高分。事后,这几位同学内心感到愧疚,认为这一高分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于是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老师,请给予惩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老师”你费尽心机教育我们,而我们却违犯了你的规定,犯规了。……犯规是最不尊敬老师的表现比起的高分来说,犯规是太太重要的事了,……为此,请给我们以惩处。’这件事固然说明了当时桂师同学能自我检讨,有过必改的精神,另方面还说明了一些同学(不能说是普遍的)是能从较高的“闻到而力行”的角度去认识和时间尊师的。桂师同学对老师的尊敬还体现在师生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上。桂师这一时期的许多教师都是学友专长的专家或学者,他们本身治学的严谨,工作的积极,作风的民主等等,都吸引着同学们以之为榜样。因此,师生的接触是多的,黄昏时共同漫步在校门前的马路上,外出搞社会活动时共同工作在群众中,教师房间往往成为师生共同闲谈和传道授业的场所。师生间的和谐确实是桂师的特有现象,特别在有的教师另有工作而离校时,许多同学流着热泪甚至失声痛哭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丰子恺先生离校时,曾为好些同学作一幅画作纪念,至于题诗留言那更普遍了。

唐校长那篇《谈尊师重道》文,对于热爱学生方面,他是这样说的:“师之重道,贵在于为学生指出正确的路,而又能以身作则。”这看法如“尊师”一样,都把问题提到“道”的上面来。唐校长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去热爱学生。也以此精神教育学生去当好“为人师表”的。至于什么是“正确的路”,什么是“道”?唐校长只概括的说是“要培养学生做一个品学兼优、热爱儿童的国民教师。”

唐校长热爱学生在前面好些地方提到了,他关心学生生活,尽力为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物价飞涨时,他四处奔波,搞到一些较便宜的副食品;他很少处分学生,即使学生犯了错误也依然循循善诱,不加责备;他经常找学生三五谈心,学生也主动接近他,没有什么戒备之心等等。因此,唐校长在学生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总的印象:是关心热爱同学的好校长。实际上,唐校长热爱学生还表现在另外的两个方面:

《大事记》19418月提到“对学科不及格的同学如何帮助的问题”,原桂师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取录时又强调语文,因此,学生入学时自然科学(数理化)水平一般说来较低下,而且程度又很不一致。加之学校无实验室,实验只能在教室内作示范,学生没法动手,这就造成学生学习兴趣往往偏于中文轻理。每学年各班都出现若干人不及格,或分数及格实际上没有学好并发生继续学习的困难。这是当时桂师在学习上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唐校长对此常引咎自责说:“这是不关心学生的大事。”194110月他辞职离校前《致桂师同学公开信》中还说:“同学们要求加强自然科学的教学,这是正确的。这一点与汤校长谈过,他也有同感。”接着信中还说:“自然科学知识是国民教师必须具备的本领之一,因为毕业后就到农村,农村是讲生产的,办学校也要讲生产劳动的,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就很难担负起这些任务。”

加强自然科学的教学,让部分学不好的同学能跟上来,桂师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问题的。特别是潘明澜老师1942年初任教导主任后抓的更紧些,潘主任自己学数学而且也教数学。当时教数学的老师还有区崇武、顾调笙,教理化的则是陈润泉、唐肇华、靳为藩等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关心和热爱学生出发,较学很认真负责。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他们采取了课堂教学与课外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如为了加强个别课外辅导,他们对作业批改十分认真,有的还进行面改;为了补缺,有的老师从学生水平出发,指定课外阅读课本内容,并给予讲解;每月为了不让学生掉队太远,及时甚至在周日依程度不同分组进行补课等等。总之,课外进行个别辅导是桂师几年来对学习差的同学是收到较好成果的。同学们是深深感谢老师们对他们的关心和热爱的。感谢的话不仅反映在日记内,有的还登载在校刊上从毕业同学说,一般说来对小学数学、自然等科的教学是能胜任的,有的还考入高等院校数理系。这个加强辅导方法,在1942年下期末数学总结中指出如下几点(原文照抄):

“甲、课堂集体教学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不适应学生程度的差别。即许入学时学生水平一致,但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进步总是又快又慢、理解程度总是有深有浅,一致是没有的,不齐是客观存在。乙、基于上面的认识和实际经验的证明:班级教学必须与个别辅导相结合,应把个别辅导堪称和班级教学一样都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形式。潘明澜主任说得对,两者应是不可分离的整体。

丙、个别辅导就是传统教育的‘因材施教’。它包括两重任务:一是促进爱好某科的同学拉上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优秀的国民教师。自然科学固应这样,其他学科也应这样。

丁、加强个别辅导只能依靠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热爱。唐校长过去说得好:‘热爱学生的核心就是关心学生品学都得到发展。’”

总结不等于全部解决问题,即是说,掉对同学还有,学生中重文清理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只不过程度有所减轻罢了。

培养学生热爱儿童,这是桂师几年来热爱学生的另一项工作,因为今天的师范生,明天就是国民教师。这一点,前面叙述实习是一提到了些。但为什么要热爱儿童,特别是关心农村儿童,在一些同学们思想中是存在这问题的。从毕业同学来信中,也反映有“希望留城市,不愿到农村工作”的想法。记得辅导处邓锡藩主任对此曾写过一篇题为《到农村去》的文章。之后,19414月出版的《国民教师》一卷二期上发表了陶行知先生的《师范生的第二变——变个小孩子》的文章。原文是:“‘小孩子懂得什么?’在这个态度下,牛顿是被认为笨伯,瓦特是被认为凡庸,爱迪生是被认为坏蛋。你若想在笨伯中体会出真牛顿,在凡庸中体会出瓦特,在坏蛋中体会出真的爱迪生,你逼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孩。

“你若不愿意变小孩子,便难免要被下面两首诗说着了:①你这个糊涂先生,你的学堂成了害人坑!你的墨水笔下有冤魂!你说瓦特庸,你说牛顿笨,你说像个鸡蛋坏了的爱迪生。若信你的话,哪儿来火轮?哪儿来电灯?哪儿来微积分?

“②你这个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爱迪生赶跑。你不要等着坐火轮、关电灯、学微积分才认他们是你当中的小学生。

“人人都说小孩子,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

陶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对已毕业从事农村学校教育的同学拾起了较好影响的。来信提出“不做糊涂先生”的不少。当然,对在校学生有关热爱儿童的教育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尊师爱生是当时桂师优良校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之所以能逐步形成除唐校长以身作则外,更重要的是当时桂师有一批像陈润泉老师那样的进步教师。

陈老师,湖南长沙人1940年初到桂师任教。时年已半百,他教物理深得学生爱戴。他学识丰富,是中华书局理科词典的编辑。解放初期他任长沙一中校长,1952年春,不幸得食道癌病故。在他病危期间给我一封怀念桂师深厚感情的信,他希望我去长沙一叙旧情,信末还有这样一句话:“来时请带两江几个柚子来。”信是寄桂林的,而我当时却在北京开会,等我回桂时,已接到他老伴李隐来函,说陈老已去世。为什么我要记述这样一段话?一是说明怀念桂师的不仅是桂师同学,还有教师,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因而桂师师生之间才情感融洽,进而给予桂师同学以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陈老师在桂师的工作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不必由我来叙述,而是由陈老师自述更真实的多。他在19411225日出版的校刊《国民教师》为纪念学校成立三周年专刊上发表了一篇《师生之间》的文章。文如其人,现抄录于下:“我来桂师将已三期,以我平日从各方面的观察和我过去所经过的学校比较起来,桂师当然是一间颇为完善的学校,尤其师生间的感情很融洽,这是由口皆碑的事实,也是我所未曾见过的。”“一个做了20余年教育工作的我,值此校庆三周年时说点感想。” “我们做教师的应是态度和蔼,尤其说话要真诚坦率,不可高调夸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换句话说,言语举止,一切都出知自然,没有矜持做作,这样才能给学生以人格上的影响,收潜移默化之功。”“我认为年纪较大的人欲进入青少年队伍中,并非绝对不可能。问题是在自己能否把潜伏与心中的‘老’这阴影驱除。现引田汉先生(陈老是田汉的知交)《寿沫若先生五十》中的一段话,以证明我的讲话是可能到达的:‘沫若先生对青年有着很大的信赖力,他从不以为后辈怎样怎样的不及前一代,而从青年中看出民族的伟大的未来。他觉得自己也还是青年,他一直同青年一起生活着、奋斗着,他知道青年的好处也知道青年的缺点。他时常是青年最真诚的朋友。’(《文艺生活》一卷三期)”。

从如上的所有记述,我怀念桂师同学,我怀念桂师创办人唐现之校长,我更真诚的怀念当时为桂师同学呕心沥血任教的所有进步教师,他们给我的教益和帮助,我是永远也忘却不了的。

 

参考文献:汤玉成、汤服成选编《漓水留痕——汤松年与桂林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月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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