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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桂师》-张谷主编
2017-06-14 17:09   审核人:

 

   张谷(1926.08-2012.11.19),男,汉族,曾用名张胤昌,广西兴安人。四十年代初就读于桂林师范学校。19461月参加革命工作,1984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广西日报负责人。20121119日,张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南宁逝世,享年87岁。张谷同志主编的《党在桂师》是广西党史资料丛书,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挺进抗日前沿的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

 

陈扬华      徐家兴    

1944年夏,日寇沿湘桂铁路进犯广西,桂北危在旦夕。桂师进步师生成立暑期抗日宣传队(简称暑宣队)。参加的人数50人,除4名教师、一名图书管理员外,全是学生。

78日,暑宣队从桂师所在地两江出发,昂首阔步,经桂林直赴桂北抗日前沿地区——铁路沿线县及两侧乡镇与附近山区县灵川、兴安、全州、灌阳、资源(后因力量不够分配而未去资源)。行走的顺序是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历经40余天。

暑宣队的工作第一站是灵川县……在街头演的活报剧捉汉奸,除演了两场《农村曲》几场活报剧和演唱抗日歌曲外,还开展了口头宣传,向群众讲解抗战形势,动员群众武装起来保卫家乡。

暑宣队的活动,除做好不当亡国奴、武装起来保卫家乡为重点的宣传外,凡演出和集中宣传以外的时间都分组去大力做好群运、社会调查和地形调查的工作。

暑宣队的第二站、第三站是兴安和全州。暑宣队到兴安当晚,住兴安中学。在兴安街头演的活报剧捉汉奸。暑宣队穿破了草鞋,没有草鞋就赤脚走,坚持走抗日救亡道路。

在全州工作期间,在黄沙河中心校对各界人士宣传。

在兴安县城、全州石塘、灌阳县城和新圩、文市,就有观众当场向台上丢封包资助剧中难童的。

8月中旬初,正在灌阳活动的暑宣队总结工作,整理好社会调查与地形调查材料,回灵川甘棠渡待命。于815日左右总结完毕,17日赶回兴安界首,在界首做最后一场演出,18日下午乘火车到甘棠渡。820日左右,回桂师。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桂师战时服务团的战斗地点

     

桂师于19449月从临桂县两江(校址在此)迁百寿,10月底再到罗城县三防(今属融水县辖),

194411月,以暑宣传队员中文艺队员为主,组成桂师剧团,排演抗日歌、剧、木偶戏和舞狮,至三防各乡40余个村寨演出,向群众宣传抗日,使桂师有更结实的立足地。

主张抗日的柳城县新任县长陈如平,到桂师请汤有雁校长支持他,派学生参加他主持的宣传群众抗日、生产支钱的工作,由他供给粮食、枪枝。汤有雁得知陈如平同意这些条件后,让陈扬华、郑镜南组织队伍,李文松老师指导。陈扬华、郑镜南将原已组织的队伍,定名为桂师战服务团(下简称服务团),设正、副团长,设指导员和总务,设武装班、演剧队(宣传队)等组织机构,由李文松任指导员,郑镜南任总务,暑宣队骨干队员蔡纯华、徐家兴等任正、副团长和正、副班(队)长。因女生较多,另由王和琴负责女生工作。于1945220日左右,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一支党组织的武装抗日队伍,就此诞生。

194532日,服务团从罗城三防开赴柳城县府所在地古寨。第一天翻磨盘、回龙二山到达龙岸,行军90里。

在龙岸圩公演《军民进行曲》、《农村曲》等延安歌剧,振奋了龙岸军民,同时,还在当地和附近融县(今融水县)永乐的一些村寨宣传和书写标语。36日,从龙岸经罗城、融县常受日寇骚扰的寺门、小长安和牛鼻到达古寨,急行军80里。

……

   大埔、沙埔、太平、龙美、古寨、洛崖等乡,(柳城覃村覃秀玉还能记得起当年同她相处过、向她宣传过的苏金泉、苏金洁、胡秀芝的名字。)  

   19456月底7月初,服务团从洛崖到大埔正殿祠堂住下休整。

7月中,从沙埔过路群众处获悉,凤山县城敌人有撤走迹象,沿江群众也说几天来江面比以往平静。李文松、郑镜南、王和琴等地下党人决定终止休整,由李文松、郑镜南和副团长一起,率领两个武装班到洛崖,沿着已活动过的西河岸顺江搜索,太阳快下山时到凤山对面岸,见江中心停有渔船,我们分析日寇已撤走,但城里尚无人。叫渔船(渔民)过来问,渔民直说这天把城里未见敌人行走。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后,便分梯队逐街巷搜索,结果既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老百姓,城区的街、巷路障重重,所有房屋都被敌人打通,整个城市有街无路走,无街处处通,一片漆黑。为防敌人来袭,当晚不住敌营,而住城边高出卫生院,并以整个班为一岗轮流休息、警卫。紧张一夜后,第二天清晨再次搜索,重新布防,并建掩体,将城市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下午,一面派人回驻地大埔电告古寨县政府,一面分组上、下勘察全城有无敌人设置的杀伤人畜的炸弹、地雷、毒品,已经发现可疑,即尽力予以弄清、表明或清除。发现林下一处防空洞(或地窖)囤有迫击炮弹等军用物资,予以一一清点并加以封存。顶着一阵烈日一阵雨的闷热天气和饥渴,直干到天黑。尽管人人搞得精疲力竭,但直到最后都一丝不苟。第三天,又鼓足全身勇气,不顾前两天的疲劳,凭着双手和棍棒(没有刀斧锯锄等工具),撤除日寇在主要街道、码头设置的路障和堆积如山的臭不堪闻的垃圾。正是这天战斗之余,为乘船到大河沙滩清洗掉一天来沾在身上的污泥、油垢(凤山城河岸到处是正在腐烂的人、畜尸体,不能洗),不幸发生沉船事故,共产党员、武装班副班长、女生工作负责人王和琴(女),共产党员、演剧(宣传)队副队长梁衡芳(女),好歌咏队员、勇敢地战斗员陈德龄溺水牺牲,为光复凤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第四天,服务团的党领导和正、副团长率领执勤以外的同志,靠着政治思想工作请渔民一起,冒着一江洪水(沉船当晚下大雨),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将王和琴、陈德龄两同志的遗体捞上岸(梁衡芳同志遗体此后连找三天都未找到),并于下午换上他们自己的衣服,殓进我们自己用卫生院门板做的棺木,举行诚朴的告别仪式后,由服务团的同志一步一行泪抬到没乌鸾山上建坟安葬。也是这天中午,我们把两战友遗体捞上岸之时,以服务团的名义布告群众:县城已光复清理,可回城安居乐业,以慰先烈。布告之后,柳城县政府从古寨回凤山之前,服务团继续警卫凤山,维持凤山社会治安,直到7月下旬县政府迁凤山为止。

……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永恒的怀念(节选)

——忆王河天老师

 

唐志敬

在桂师的学习生活中,最值得我怀念和尊敬的老师,便是王河天与郭文杰。他俩先后担任过我们六班的班导师。而今虽时隔四十多年,王河天老师那修长的身材、消瘦的脸庞、亲切而严肃的面孔、心直口快的性格、急促的声调中表达出来的高度逻辑性的雄辩言辞,诲人不倦的精神,以至他那由于备受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折磨后患肺结核病发出的咳声,都未被流逝的时光所磨灭,仍历历如在耳际、目前。

…………

第六班在王河天,郭文杰、钱闻几位前后任中共地下党员班导师和其他进步老师的教育下,在桂师学生党支部领导下的核心小组的积极活动下,在整个桂师的民主、进步、勤学、艰苦的良好校风的陶冶下,的确形成了一个好的集体。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理论及文史书籍,晚自修时,四个人共在一盏随风摇摆的小豆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刻苦自学,整个教室除了翻书声、笔尖接触纸张的声音外,真可谓“万籁俱寂了,若有二、三人偶而会说上几句话,便立刻遭到其他同学敲桌制止。班学生自治会工作非常活跃,组织集体讨论、出壁报、演话剧、歌咏会、篮球队、野游各种活动,当时,学校每学期(上学期是“五四下学期是“一二·九”)都举行一次壁报比赛、戏剧比赛、篮球比赛,届时,四合院的学生走廊上,壁报满目琳琅,礼堂里晚晚观众爆满(各班都演大型话剧、歌舞剧、基本上每班演一晚),球场上笑声不绝。我们六班的壁报、篮球队,常在比赛中荣获冠军,话剧也常在前三名之列。我们班的壁画上不仅有理论文章、时事政论、短篇小说、新诗、文艺批评,而且还有梁廷珂同学的人物像(如梁漱溟演讲像)、漫画、妙笔生花,在全校获得高度评价。我们话剧团演的都是田汉、陈白尘、曹禺、于伶的抗战名将,陈赐珍还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哩!——多么值得回忆的桂师生活。

…………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几件不能忘怀的事

 

19881225日,有幸参加桂师五十周年校庆活动,与曾同过患难,出生入死的老校友、老战友聚会,是很难得的。对这次盛会感触良多,心的深处涌出了一连串的记忆。

一副对联

到了桂师,就会看到在校门进口二重门处贴着一副对联:“燃烧着自己;照耀着他人”。我19409月到桂师读书,这副对联就深深印在脑子里,影响我的人生观,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副对联,不仅用来教育自己,也用来教育别人。1945年冬,全州清湘镇表证中心校进校门的屏风上也贴着:“燃烧着自己;照耀着他人”这副对联,教育学生(该校开课是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和来往学校的青年。1983年我到全州参加党史座谈会,见到一位当地的同志,他说几十年来仍没有忘记这副对联给他的教育。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原来的教师从乡下回到全州县城,筹备清湘镇表证中心校开学上课。原来的校舍被日机炸毁不能用了。找到中惠街的柴侯寺做校舍。这里也是四壁皆空,我们和学生一起围教室、围住房,在校门进口搞了一扇屏风,挡住街上行人走动对学校的影响。屏风上也贴了这副对联,中间还画一颗红心,意是燃烧着自己,照耀着他人,献上一颗赤诚之心。也说明在我们桂师同学心里始终没有忘记这副对联。

这学校除一个教师(进步青年)外,全是桂师毕业生。谢敦俊(谢雄平)、张先珏、蒋昌斌是地下党员,组成党小组。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青年活动工作,在1946年春短短的几个月里,把县城附近的全州中学、国民中学、中正安澜中学的校友组织起来了。本地的桂师同学都参加到原中学的校友会去,成为校友会的骨干。为了集聚力量,统一行动,又把三个校友会组成联合校友会,主席是王新国(表证校教导主任)。在329日开联合校友会成立大会,有几百校友参加,也请了县长及上层人士参加,会后上街游行,散发告父老书,要民主、要和平的呼声,第一次震动了这座山城。表证校是联合校友会的会址,会刊也在这里编印。表证校成了青年人活动的场所,尤其是星期天,三五成群的来,来谈心的、来借书的(我们有一批进步书籍)来买杂志的(我们代卖桂林出版的《民主》、《新道理》)、来要会刊的络绎不绝,当时人们把表证校誉为“青年的司令部”。燃烧着自己,照耀着他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47年全州的桂北起义,许多青年都参加了。

 

 

一个故事

唐现之校长给我们学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外国一位名人(人名忘记了),在他未成名时曾做过别人的佣人,他做事很认真,抹凳子,不仅把表面抹干净,还把凳子翻过来抹得干干净净,他做事认真,学习认真,后来成了世界上的名人。这个故事看来简单,可认真的精神,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育。

一句赠言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发生后,我们班导师陈啸天在次年初离开了桂师。他在进步同学的纪念册上,都写了临时别的赠言。他写给我的赠言是“舍己为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教育我们: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不惜忘掉自我,牺牲自我。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以后相继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献出自己的力量。1985底他来到广西讲学,次年元月,他到了桂林,同邓崇济、陈默、陈启明、黄瑞枝我们几个同班同学相聚。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今天,他感到一个教师得到的欢乐和安慰,同我们一起照了相留作纪念。

一个比喻

唐现之校长迫于形势离开桂师后,由汤松年老师继任校长。汤校长要求我们勤恳学习求进步,不是老生常谈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告诫我们,而是用“低头拔草鞋,他人先过渡”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告诫我们。意是你在学习求进步的过程中,如果稍为迟误一下,别人就走到你面前去了。草鞋,在今天是很少人穿了,在解放前,穿草鞋的人是很多的,在中等学府的桂师,也有同学穿着草鞋上课的。在旧社会道路为河流所阻,多是用渡船连接起来,从此岸到彼岸,一天不停渡往行人,一般都是人等渡,渡不等人。你穿的草鞋脱了,低头拨一拨,误了上船,别人先过渡,就走到你前面去了。你就等渡船把上了渡船的人渡到对岸,人下了船,再把对岸的人渡了过来,等人下了船,你才能上船渡到对岸去。渡船都靠人力摇桨,一来一往得花不少的时间,等你到了对岸,别人已经走出多远了。“低头拔草鞋,他人先过渡”,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比喻深刻的多,要通过你脑子去想过渡的过程,你才能理解自己一点迟误与别人的差距是多么大了。今天科学发展很快,变化万千,知识不断老化,如果不注意学习,就会被抛后老远老远了。

…………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陶行知先生和桂师  

叶生发

我是桂师第一班的学生,从19417月离开学校,至今已48个年头。现在回忆当时的人和事,有的还有难忘的印象,仍有纪念意义。

陶行知先生到桂林是在1938年,按他的出生年月推算,他当年是44岁。大约是在12月的一天,陶先生从桂林乘专车于晚上7时至8时之间来到学校,在在一间百米多平方米的临时礼堂,点着煤油汽灯,他向我们全校师生作了个多小时的讲话,内容大概是战时教育问题,讲完后随即离校回桂林。可见他当时的工作很忙,但还抽时间专程来校讲话,这是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自此以后,他没有再次来过我们学校,我当时对他的讲话,能理解的不多,说不上印象深刻。后来,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同盟中央领导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兼任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盟中央领导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以后,陶先生是黑名单的第三名,他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继续坚持斗争,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逝世。近年来,我每读盟史和民盟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条件反射,每读一次,都联想起陶先生在桂林作过一次讲话的印象。以后在校的三年中,没有再听过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专题报告,学校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仍然传播到了学校。传播人,一个是新安旅行团,一个是我们的戴自俺老师。

新安旅行团原是陶先生在江苏淮安县办的新安小学,他自兼校长。1935年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全国各地实践“生活教育”,同时宣传抗日。1938年到了桂林,1939年上半年到两江乡宣传抗日,住在我们学校。全团约20余人,最小的10岁,大的也是15岁左右,顾问是汪达之。到校后和我们开联欢会,介绍他们的组织和抗日宣传的活动情况,并为我们表演抗日宣传的文艺节目,这时他们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以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团体。他们白天出去宣传,晚上开会、学习、写个人日记。一次,我们去两江圩看他们演出抗日救亡话剧,那天正逢圩日,一个不大的旧剧场,挤满着六、七百人,没有坐凳,大家站着,他们在那不大的舞台上演出两个多小时,从始至终的演出过程中,台下听不到一点杂声。他们演出的感情,表演的艺术和孩子们的爱国心,融汇一起,紧紧扣住观众的心,激发大家对日寇的愤怒和仇恨。看完了演出,对他们演出的水平和感动人心的效果,使我们感到惊奇。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三个班,新旅的住、吃和活动,都和我们同在一个不大的学校范围内,天天见面,几天的相聚,似乎已很熟悉。当他们离校时我们送行,同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曲抗日救亡的战歌,把大家的感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依依惜别。以后,他们那活泼而又有纪律的集体,宣传的组织能力和演出水平,勤奋学习的精神,也就是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这些将来做小学教师的师范生,经常在脑里回旋着一个问题:他们是怎样学的,老师又是怎么教的?

随着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恶化,新旅在桂林西郊致和村开办小学,由抗日宣传转到在校学习。大约是19415月,我们班到外地参观,也到了新安学校,和他们再次见面,感到格外亲热。学校是一间简陋的古庙,不宽,教学和其他活动、吃饭都是在庙前的大树下,这时他们经费很困难。但是,学校环境很清洁。布置得很有生气,再次看到了他们抗日救亡的革命精神和陶先生“生活教育”的精神面貌。

我们上学期的主要课程是教材教法和参观实习,担任这门功课的是戴自俺老师。戴老师是陶先生的学生,长期以陶行知教育理论作指导,从事幼儿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办过幼儿教育,幼儿师范教育,写了不少幼儿教育的文章和专著,是陶行知幼儿教育实践研究的专家。他以陶行知师范教育理论、培养教师采用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我们实习做老师时教我们学做老师。他亲自带领我们参观实习,评议教学,指导我们写教案,实习后指导评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讲故事入手,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组织课堂纪律的教学艺术。我们在附小实习做老师时,一二年级的复式班的课堂纪律,经常成了我们上课时的一个难题。戴老师常进行示范,不管在什么情况出现课堂纪律不好时,他都可以再十分钟内,从讲故事入手,引导学生安静下来听课。有一次,我们在广东曲江参观广东儿童教养院中的小学高年级,学校领导要求戴老师,在学校降旗时和学生讲话,那是下午四点半左右,我们听完学校情况的介绍,就和他们一起到操场集合。六月南方的太阳仍是很炎热,大家站在操场上,我们也感到有点难受。但戴老师以他那善于从讲故事引入,逐步引人入胜的教学艺术,使数百名小学生,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没有一点声音,而且越听越想听,我们听到的是最后的齐声鼓掌。这次讲话,受到该校教师的高度赞赏,我们也沾了光彩。

我们没有学过陶行知教育理论和方法,但是,从上面两件具体的事例中,实际上已受到陶行知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杨晦老师和读书小组

植恒钦

杨晦老师原名杨慧修,东北人。“五四”运动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曾参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火烧赵家楼”斗争。此后,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左联”作家之一。他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方向。抗战爆发后,他全家从上海撤退出来,夫人和孩子都去了昆明了,而他却留在桂林,应唐现之的邀请来桂林师范担任教导主任(后来,任师一班导师)。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去昆明,与家人团聚?”杨晦老师说:“原来计划在桂林停留一段时间就去昆明的,住下来后,觉得桂林离抗战前线近些,更能激发人的革命意志,更好的为抗战服务。”杨晦老师心里想的是革命,在行动上也沿着革命方向走去,为革命培养青年。

杨晦老师热爱学生,更关心学生的成长。抗战时期,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激烈,双反都在争夺青年,教师在青年面前起着重要作用,杨晦老师认为不把青年引向进步是教师的罪过。因此,杨晦老师担任教导主任的时候,就积极提倡组织读书小组,让学生在自愿的原则下,自动组合,开展读书活动,利用集体力量推动进步。各班学习在杨老师的倡导下,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读书小组,读书风气很浓,起到互策互励,共同进步的作用。

杨晦老师待人真诚,态度和蔼,说话和气,爱憎分明,哲理深刻,娓娓动听,学生都很尊重他,喜欢听他的教导。我们常到他的房间,向他求救,他总是热情接待,耐心指导。他向我们介绍读书方法,他说:“书很多,人精力有限,不能盲目的读,要有目的,有计划的读,把读书看成人生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人才能进步”。他介绍一些进步名著,要求我们认真读几本好书,如《西方哲学史》、《东方哲学史》、《哲学概论》等。他说哲学书读起来枯燥,但它能指导人去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理解革命。他还要求我们读几本文学著作,如《母亲》、《复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子夜》、《西行漫记》等。他说读这些书能使人懂得人生的意义,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生活才算有作为。同学们都遵照他的指导去读书。后来,他发现我们读书小组有点一般化,不利于长进,于是授意何鸿德在班上组织一个小组,参加小组的人有何鸿德、苏元章、植恒钦、陈涛民等,小组逐步扩大,后来有兄弟班的秦振武、林端芳、于钿等同学参加,共有十多人。杨晦老师指导何鸿德制定学习计划,草拟讨论提纲,规定每周开展学习活动两次,每次活动都到远离校舍的松林深处秘密进行。我们讨论过的题目有: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民族战争与中国政治;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皖南事变与民主、抗战运动的前途;德、意、日侵略战争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和壮大;……每次学习讨论会,都有一两个同学作中心发言,会场很活跃,有时候争论很热烈。小组有个自我要求:(一)对外不公开名单;(二)要求认真读几本书;(三)向周围的同学宣传。读书小组成了团结,推动进步的核心力量。

……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爱国心  民族魂

——丰子恺老师在桂师的教学活动

汤榕年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漫画大师,大名鼎鼎,蜚声中外。他还是诗人,教育家,堪称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1938年冬至1939年盛夏,我在就读于桂林师范高师第一班时,就受业于丰子恺老师门下学习国文(现称语文课),至今虽已五十个春秋,但他的音容笑貌,幽默风趣的谈吐,酷爱学生的教学风度仍然鲜明的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磨灭。

那年初冬,桂林天气特别的冷,进入12月初,竟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雪花。那天,我们全班同学安静的坐在教室里,等候国文老师来上课。不一会儿,一位留着长须,穿一身深色长袍,戴一副墨色眼镜的长者,满身雪花,风尘仆仆稳健地走进我们教室来,他就是我们久已慕名的丰子恺老师。

丰子恺先生是1938624日携全家老小十口,离别石门,辗转逃难来到桂林的。为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全家租住在两江泮塘岭谢四嫂家中,距桂师学校校址足足有五六华里之遥。听说唐现之校长几番聘请他担任我班国文课教师,他总是婉言谢绝,后来达成协议三条:一、不住学校。二、教国文可以,但不能死板依照课本篇目,教者应有一定的选材权。三、身兼开明书店编辑职务不能辞。唐现之件件同意。丰子恺老师就是这样风里来雨里往每天步行十多华里路来给我们上课,而且从来没有迟到误课。

那一年,抗战的形势很不妙,因为自从日本首相近上文磨发表了“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后,在日寇的诱降下,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汉奸头子汪精卫出逃重庆,发表了响应近上申明的“艳电”,并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原来就不那么坚决抗日的蒋介石动摇了,一时,和谈之声甚嚣尘上。蒋介石的“偏安”梦如果做成,中国就很有再次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即亡国奴的危险,形势十分严峻。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和谈阴谋,桂师于是发生了一场“学运”。紧接着的是日寇侵略军挥师南下,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十月长沙大火,烧红了南部大半个中国,日寇的飞机轮番狂轰滥炸,桂林一天三次空袭警报,空气紧张得连呼吸也感到困难,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炸弹爆裂声的紧张关头,桂师成立开学上课,丰子恺老师是胸有成竹的。上课第一天,他发给我们每人一篇文章,《辞缘缘堂》。这是丰老师的作品,写他携儿带女忍泪离别石门家乡,辞别缘缘堂南下逃难,过流亡生活。不用多少分析,丰老师那几乎是声泪俱下咽喉哽哽的感情早已感染了全班同学,激发起同仇敌忾的怒火。他有一阙《高阳台》词,很能说明当时的心情:“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鬓,飘零常在中流。绿江风杨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他满怀忧愤,思念缘缘堂,无限离愁。更重要的是丰子恺老师坚决相信抗日必胜,“河山自有重光日”、“扫匈奴,雪此冤仇”之日必定到来。丰老师还跟我们选讲了李煜的几首词:《相见欢》、《清平乐》、《浪淘沙》、《虞美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和那“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亡国之君的凄婉生活和哀思幽怨真是感人肺腑,特别是那阙“春花秋月何时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全盘活现了当日以泪洗面的亡国之君可悲的下场。当然,李煜的可悲结局是不值得同情的,是封建统治者昏庸、无道、腐化的必然结果。丰子恺老师是借亡国之君这面镜子给我们敲警钟。“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完全理解丰老师的用意,所以他上课最受我们同学欢迎,尽管他说话稍有一些口吃(特别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但丝毫也没影响他的教学效果和教学风采。也许丰老师发现情调太低沉了吧,就紧接着选讲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七律,当我们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大家的脸上又焕发出坚毅的光彩来。

丰子恺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深信抗战必能胜利”。当时桂师每周星期日都组织部分师生去苏桥伤兵医院慰问抗日负伤战士,丰老师积极指导学生出版壁报,写慰问信,为伤员服务,并亲自参加了赴苏桥的一次慰问伤病活动。

丰子恺老师的美术课教学也深得学生的热烈欢迎。他的美术教学也独有特点:浓郁的名族感情色彩和当时的抗战形势相结合,极具教育深意。记得有一次在师资训练班上课,丰老师把他的一幅画给学生做示范。画面是一个慈祥的母亲背着一个襁褓中的儿子在逃避日寇飞机的轰炸,罪恶的弹片把儿子炸得身首异处,已惨死在背上,但是慈祥的母亲还以为儿子正在背上甜睡呢!她一边奔跑逃避,一边用右手抚摸孩子的背,似乎在说:“好乖乖,快要到防空洞了,……”。儿子的鲜血还在飞溅,母亲一点也不知道。示范画一贴出,绝大多数同学都沉浸在一片深沉的悲哀和愤慨的气氛中。但万万不料竟有一个同学发出了朴嗤的一笑,这一笑好似闪电雷鸣的突然袭击,震撼了丰老师。这一笑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耻的灵魂!在这深沉的哀思与一笑的强烈对比下,丰子恺老师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爱国民族自尊心的教育问题。为什么这个同学不仇恨,不愤怒?不感到自己同胞被敌人惨遭屠杀的悲愤,竟然朴嗤一笑?“哀莫大于心死”!这一天丰子恺老师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晚上他把这件事写进《教师日记》(后来发表在《人世间》杂志上)。丰老师联想到鲁迅先生在日本东京都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屠杀中国人砍头作乐的滔天罪行时,也竟然有一位中国华工在笑,这是何等“可耻”啊,这一笑是丑恶灵魂的总暴露。鲁迅先生从这一件事联系想到了许多问题,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于是写了一篇杂文,讽刺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无情的鞭挞这个华工丑恶的灵魂!丰子恺先生也抓住时机对同学进行了爱国民族主义的教育,无情的抨击了这一笑,这是亡国奴的可耻的一笑!

丰子恺先生的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诗与画的结合与统一。画中有诗,诗点染了画,丰富了画,珠联合璧,二者相得益彰,绝不勉强,却耐人欣赏,百看不厌。丰先生不住在学校,但学校为了照顾他,仍辟了一个小房间以便他课间休息。有一次忘了是为什么事,我有幸看到他房间,看见他床头、书架上、睡椅上、桌上放的全是诗书画册。经征得丰老师的同意,我翻读了他许多的著作和画集,真是一次丰盛的艺术享受啊,看着,看着,受着丰老师思想的熏陶,我象置身于广阔的艺术之宫一般,非常惬意。在画集堆中,我意外的发现几册他的《护生画集》,完全以爱护生命为题材的画,栩栩如生、千姿百态,极其生动。最使我印象深刻的一幅是一个被人腰斩的树桩,春风吹又生,抽出健壮的嫩枝,生气勃勃而盎然挺拔。丰老师题了一首五言绝句:“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丰老师宣传不杀生,实行“素食”,与他同情李叔同先生剃度出家为僧都有密切的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介绍丰子恺先生艺术成就的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护生画集》,真是美中不足。这是属于他早期的艺术作品,对研究丰子恺先生的思想和发展无疑是很重要的,特此一提。

我和丰子恺老师的师生情谊是很深挚的,他是我极为难得的良师,我很尊崇他,我对他离开桂师赴贵阳很是依依不舍,临别时,我到他的住处送别,他曾给我一幅墨宝,画的是两个儿童骑竹马高兴的笑迎祖国空军杀敌凯旋而归。也题了一首诗:“大哥和小弟,一马两人骑。马上抬头看,空军杀敌归”。这件墨宝我一直珍藏在身边,不幸在1944年秋,日寇侵陷永福家乡时丢失,真是极大的可惜。

丰子恺是一生执着追求艺术,努力创作漫画的大师。在艺术的百花园中,他亲自培育的这一朵奇葩已得到茁壮成长;其功卓著,斐然中外,千古不衰。丰子恺也是一位热爱学生、酷爱教育事业、沥血而灌,桃李满天下的辛勤园丁。我万万没有预料到他会遭到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备受“四人帮”疯狂残暴的摧残和迫害,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痛和损害。为了纪念他1930年病逝的慈母而特意留下的长发也被强行剪掉了。1975915日丰子恺先生终于含恨而逝(现已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这是中国艺术画坛的重大损失,现在让我以这篇拙文,作为一小瓣心馨,向我敬爱的丰老师致以虔诚的祭礼!丰子恺先生的老友袁同兴同志曾有诗哀悼他,请让我恭录全诗,作本文的结束吧!

 

“三十年代喜识君,   妙手丹青负盛名。

平生磊落豪情在,   长岁翰墨献丹心。

十年浩劫为玉碎。   千古青史话忠魂。

  壮志未酬含愤去,   吾欲招魂何处寻?”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温涛与桂师剧团

张谷

1944年秋,桂林师范学校,日寇入侵桂林,桂林师范学校辗转疏散到三防。

三防是个苗山小镇,当时属罗成县。这里四境崇山峻岭,云遮雾障,是苗、侗族的聚居地。镇上百来户人家,多是客户商贩,圩日则尽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圩人。桂、柳相继沦陷,外地逃难到此转到黔渝的甚多,镇上也因此热闹起来。街头街尾增加了不少逃难者临时摆设小吃和旧衣物的小摊。说来有趣,我们结识温涛老师,就是在这些小吃摊上。

那是我们到三防后不久的事。当时学校驻在三防镇附近的才杰村。一天,我和陈扬华同学到镇上,顺便到镇公所门前的米粉摊吃粉。卖粉的是外地逃难的,说话带客家口音,矮个子,攀谈起来,才知道他是温涛。温涛的名字,桂师同学大多读过《西行漫记》,是熟悉的。又曾排读过他在延安参与编写的歌剧《农村曲》,可以说是慕名已久。这真是意外的巧遇。那时,学校由于脱离省府,经济来源断绝,处境十分艰难,汤有雁校长在师生出谋献策下,正在采取以教养教,化整为零,自食其力的措施渡过难关,党组织号召暑宣队随校疏散的同学,全力支持学校为保全桂师所采取的各项实际行动。在学校的安排下,李文松老师带领暑宣队的一些骨干,经营合作社,郑镜南、徐家兴、吴鹏文等同志经常冒着风雨翻越磨盘山,每人去时一挑辣椒,回时一旦盐巴、黄糖,在三防和龙岸之间从事长途肩挑负贩,赚钱作学校经费,备受跋涉之苦。钱渭川和徐家耀老师则带一批同学到少数民族村寨办学教课,减轻学校负担。为了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学校还把暑宣队演出组的同学集中起来,成立桂师剧团,排练节目,准备在三防公演后,深入少数民族村寨演出。学校要我和梁衡芳负责剧团工作。陈扬华要我们一定把剧团办好,等待时机到敌后进行宣传。我和梁衡芳都感到担子很重。因此,一见到温涛,我就萌生了请他到桂师的念头。温涛是延安回来的进步文化人,艺术上是通才,有丰富的宣教工作经验,桂师剧团能得到他的指导,定能搞得有声有色。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陈扬华,他很赞同,两人便立即回校向汤有雁校长推荐。汤校长和钱渭川老师听说温涛到了三防,也很高兴。要我们代表学校立即去请温涛,并说学校竭诚欢迎他来。我们当即到镇上,在粉摊上向温涛转达学校的意见。我也把桂师剧团的情况和打算告诉他,表示了我们请他指导的迫切愿望。他立即应允。时值中午,粉摊生意正旺,没有想到他介绍何锦章老师和我们认识后,就要我们帮手收摊去桂师。他这样热情、干脆,很使我们感动,想到马上收摊给他家造成损失,很过意不去,便劝他做完今天生意明天再去学校。他哈哈大笑说:“摆粉摊是闲着无聊找点事做,一点粉菜能损失多少,抗战教亡工作才是头等大事,收摊!”我急忙跑到学校在镇上办的合作社,找来几个同学,有的抱小孩,有的担行李,当天下午就把温涛老师一家接到学校。以后接触多了,知道他就是这样热心肠性子急的脾性,说干就干,看准了的事就马上动手。那时候桂师师生每天吃一干一稀,有些人受不了,离开了学校。共同的信念,使温涛老师甘愿来跟我们一道过苦日子,这对于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桂师剧团在温涛老师的指导下,除了重排歌剧《农村曲》外,又新排了大型歌剧《军民进行曲》。两个剧本都是以揭露日寇罪行歌颂军民同仇敌忾反击日寇正义斗争为主题的,富有宣传教育意义。他担任导演,十分耐心地给大家分析人物性格,讲解剧情,要求演员体会工农感情真正进入角色。他对演员要求极严,有时一个动作,一段唱腔,往往重复多次,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还新排新型傀儡剧《鬼子打鬼子》。

新型傀儡戏是温涛老师在民间木偶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剧种。西南剧展时曾上演过他的傀儡剧《国王与诗人》,受到戏剧界和观众的好评。他给我们讲授傀儡戏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点。

同学们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操纵傀儡的技巧,一些同学还跟着他学会了傀儡戏的舞台道具的设计和装置,学会了制作傀儡和人物的造型,为了适应在乡村巡回演出的需要,我们根据他的设计要求,制作了一付可以拆卸和携带的轻便舞台。用这种舞台,可以做到每到一处,架子一搭,二十分钟便能演出。他考虑到三防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喜爱舞狮,又制作了三个狮子,指导同学排练。从剧团的节目安排上,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运用民间艺术形式,尽量做到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和大众化通俗的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使群众喜闻乐见,以获得最佳的宣传效果。桂师剧团在他的指导下,节目更为充实和丰富多样。他是12月初到桂师的,只二十几天就在物质条件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指导我们排好了全部的节目,这种“战时速度很不简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剧团同学的抗战激情和辛勤劳动。但温涛老师作为剧团设计师、导演,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这段时间,他凭着自身高度的艺术修养和实干精神,又写又讲又干,整天没有片刻休息,几乎忙的心力交瘁,他喜欢喝酒,每天,只有当同学们都安睡了,他才能抽空坐在火塘边烤点牛肉干慢慢的自斟自酌喝上两杯。这就是他当时最大的个人享受。我们几个同学也喜欢在这时陪着他和他闲聊。他在艺术理论上很有修养,对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也有较深的研究。通过闲聊,使我们获益不浅。特别是对延安文艺整风精神的领会,更受到他不少的启发。

1945年元旦,桂师剧团在学校驻地才杰村举行了首次公演。这次公演盛况空前,在三防是轰动一时的。三防镇和附近村寨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看戏,晚上灯笼把将才杰村搞得比赶传统坡会还要热闹。开演前我们组织讲壮话的当地小学老师向观众讲解剧情,结果演出效果很好,大大激发了山区各族人民的抗敌热情。

演出过程中,只要日寇出场,下面就喊杀连天。《农村曲》中苏金泉饰农妇,她唱的一段“夜半鸡飞狗跳墙,是控诉日寇罪行的,原来担心我们在露天田野上演出,效果不好。可是,唱到这一段时,观众却全神贯注,剧场意外的安静。事后有人告诉我,群众喜欢这段唱,还说有不少妹仔和大嫂子听得都哭了起来。在才杰村公演后,镇上又请我们去公演了一晚。消息一传开,便有不少村寨请我们去演出。并表示由村寨负责吃住和演出的花销。这原是我们所预想的。于是我们便根据村寨的邀请,深入苗山村寨巡回演出。温涛老师和我们详细研究了要注意的事项,按工作队战斗队的要求健全制度,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采取了措施,比如当地绞肠痧和虐疾发病率高,我们没有校医,山区缺医少药。他建议粟海茜准备好保健箱,担任卫生员,设法多带点药品。他还建议以红狮作为剧团的团徽。他说红狮象征国魂。桂师剧团将为祖国垂危的命运而怒吼。他亲自设计了白底红狮的团徽图案,由女同学缝制了一面团旗,又给每个团员缝制了布质白底红狮的徽章佩戴胸前。团徽不过是个形式,但它却显示我们这个为祖国垂危命运而怒吼的战斗集体奋斗的目标,表达了我们剧团每个成员关注祖国命运的赤诚的心意。温涛老师给人的印象是个实干家,然而他的实干却蕴藏着强烈的政治热情。

大约在元旦公演的三四天后,剧团便在三防开始了为时一个月的巡回演出,深入山区村寨进行抗战救亡宣传。在巡回演出中,温涛老师领着我们背上行装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从三防附近的汪洞开始,然后到吉羊,最远的到了滚贝这一带的许多村寨。剧团每到一处,总是让狮舞作前导,少数民族以狮为吉祥之物,狮子进寨鞭炮相迎。同学们大都卸下行装便立即投入各种宣传活动。有的教群众唱抗战歌曲,有的向群众讲抗战形势。演傀儡戏的同学立即搭架,锣鼓一敲,就演起戏的。一些同学则忙着搞舞台布置,准备晚上演出歌剧。剧团一到,寨子里的抗日气氛就会搞得顶浓。当时剧团的工作很紧张,同学们也很辛苦,可是辛苦换来的是唤醒群众抗日的效果,便感到苦中有乐。这里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群众长期过着少于外界接触的封闭式的生活,剧团的到来不仅使他们明白了抗战救亡的道理,也给他们送来了文化,开拓了视野,他们看了戏,听了宣传讲解,才知道日本鬼子的凶残,知道山外许多同胞在受日寇的蹂躏,知道我们有个国家而国家正在受难,我们也因此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特别是青年男女,更把我们当成亲兄妹,整天围着我们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巡回演出也起到了开发民智的作用。在巡回演出中,不少和我们结识的青年男女,后来走出村寨到三防进了我们学校办的初中班。

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一次是剧团在滚贝的一个寨子演出。演出刚结束,附近的一个寨子派人请我们去他们寨子演出。这是事前没有安排的。当地群众告诉我们,这个寨子派人来请我们的人是黑社会人物。他手下有一帮兄弟,专干抢劫商旅的勾当。九十三军向贵州后撤经过这里,他们抢了一些枪,势力比以前更大,我们听了有些踌躇,考虑去还是不去。温涛老师主张去。我们也想还是去好,因为若他有心刁难我们,去与不去都不会平安。若是他真心来请,江湖上要讲个“义气,我们是穷学生,怕什么。后来,我们是硬着头皮去了。我们到了那个寨子,发现请我们的人并不象我们想象中那样凶神恶煞,对我们倒很亲热,原来我们担心这些人会对女同学不礼貌,没想到女同学都由他母亲和女儿招待。演出后,他请温涛老师和我们同吃夜宵。席上,温涛老师向来他讲抗战形势,讲我们师生到各地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用心。他听了很感动。他说他是中国人,只要日本人敢来三防,绝不放过他们。酒后还跟我们说了一些心里话。我们离开时,他送给我们五十块东毫,说是我们和老师苦,算是他送我们的酒菜。我们到各个村寨演出,群众都给封包以示酬劳,一般是三、五块,这是少数民族的习惯。他给的这笔钱,数字大,看来不完全是酬金,这里面又可能包含着他支持抗日救亡工作的爱国心。他的捐款和各村寨给我们的封包,我们都交给了学校,记忆中大约近百元之数。

另一件事是在吉羊的一个寨子里演出后,当地群众要留我们多呆一天,他们要给我们表演芦笙踩堂。温涛老师对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有浓厚的兴趣,一路上他都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现在有机会较为全面的看到芦笙吹奏的全过程,他高兴地决定多留一天。果然,这天寨里群众象过节一样举行芦笙踩堂。人们随着芦笙的节奏舞的舞,唱的唱,这对我们这些汉族同学来说,还是头一次进入这个艺术天地。从这里,我们对祖国绚丽多彩的民族艺术有了新的认识。温涛老师给整套芦笙踩堂的曲调记了谱,还记了许多苗歌的曲调。看了这次表演,我们深深的感到民族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宝藏。我们到苗山演出是给苗山群众送来了文化,然而他们的表演也给我们打开了视野,懂得了文艺必须为人民而又必须植根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生命。

桂师剧团这次在苗山的巡回演出,历时近一个月。我们嘹亮的抗战歌声和反映抗战现实的节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我作为《广西日报》记者,被派到龙胜三江融安采写《桂北纪行》时,经过三防,许多群众还跟我谈起桂师剧团当年在苗山演出的事。桂师剧团巡回演出回校后,陈扬华同学从融县抗日挺进队回到学校向同学们报告了融县、柳城一带敌后武装斗争蓬勃开展的情况。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在暑宣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桂师战时服务团,开赴柳城搞武装宣传工作。桂师剧团的同学们除了个别留在三防办学外,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战时服务团,剧团就成为服务团的一个演出队,在柳城古寨、龙美、大浦,继续从事抗日的武装宣传活动,一直到日寇投降。不过,这时温涛老师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关系没有和我们一道去柳城。

每当我们回忆到桂师剧团的这段经历,就不禁想起温涛老师。解放不久,我们听说他在东江纵队病逝的消息。想到曾在黑夜中指导过我们战斗的良师,但黎明到来竟无缘重逢,心情总是十分沉重的,这种心境,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生气蓬勃的战斗集体

——活跃在圣心小学的桂师同学(节选)

   

19478月,我带着地下党的联络符号,从柳州市转移到梧州市工作,公开职业是圣心小学教师。……

   圣心小学是天主教办的学校,收费较高,学生多是小康之家子弟,因此被人称为“贵族学校”。校长、教导主任都是进步开明人士,受过地下党的影响,是同情革命的。校长刘统盛是天主教徒,教堂就在学校旁边,外国神父、修女及一批忠实教徒,每天都要来教堂做祈祷、念圣经,进行宗教活动,这正好给圣心小学涂上一层保护色。学校共有二十多名教师,多数倾向进步,少数不问政治一心教书,有几个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有个别人和国民党政府来往密切。先后在这个学校工作过的桂师同学有郑镜南(师十二班)、余拔祯(师十班)、邓克凡(师十一班)、钱泉(师十一班)、吴伦(师十一班)、苏金泉(师十二班)和我(十二班)。我19478月到梧州时,郑镜南(地下党员)已离开,苏金泉(地下党员)还没有来。……先后来到圣心小学的桂师同学,在党组织的团结下,合作得很好,很快便形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  

从《白雪公主》到《红豆曲》

  1947年的圣诞节快到了,这是天主教的一个隆重盛大的节日。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倡议学校成立“白云剧艺社”,排演节目,表示对圣诞节的“祝贺”。名正言顺,学校欣然接受。剧社共有三十多名师生参加,演出的第一台节目是鞭挞邪恶、歌颂善良的著名童话剧《白雪公主》,主角由一名漂亮的女学生扮演。这次演出是成功的,给校内外的学生、家长及附近群众投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接着,我们用业余时间排练了大型话剧《红豆曲》,主题是反映一个进步的音乐家,怀着满腔热情要干一番事业,但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中,到处碰壁,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最后被迫卧轨自杀。大部分老师都参加了演出工作,我扮演女主角吴茵。我没有进过艺术院校,过去在学校里演过不少“小鬼”的角色,这次,我是用真挚的感情进入角色的。这出戏在学校里一连演出了几场,除了本校师生及学生家长外,梧高、梧州女中和梧州师范的不少师生也来观看。在当中梧州十分低沉的政治气氛中,这出戏的演出,在文艺界及群众中震动很大。1948118日《梧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红豆曲〉后》的剧评中说:“它给当前荒凉堕落的艺术界予以有力的针砭与讽刺,在文化相当荒芜而充满浓厚商业气氛的梧州,能够看到这样崇高的名剧,真是万分难能可贵的。”当时,要求对外公演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和剧社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准备对外公演。消息传开,国民党梧州当局立即出面干涉,不准公演,给我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作了让步。  

   《红豆曲》的演出,吸引了一批不满现实和追求光明的年轻人,校外不少青年要求参加这个业余剧社,我们先后吸收了十多名邮局、银行职工中的业余文艺爱好者参加。1948年秋,剧社排练了《钗头凤》、《雷雨》等进步歌剧、话剧,正当我们雄心勃勃准备演出时,一天,国民党梧州专署的特务突然把剧社负责人谈路叫去问话:“你们为什么要排《雷雨》?剧本是哪里来的?”谈路说:“是广州寄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替共匪宣传的,不能上演!你们再演这些戏,苏专员说了,要杀头的!”为了不过分暴露,有利于长期隐藏,我们再次作出了让步。  

   我在圣心小学是教音乐、美术的,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发起组织了有教师、学生参加的合唱团,在学校和群众中演唱了一批进步歌曲,如《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春耕曲》等,有时也组织诗歌朗诵会,朗诵何其芳、艾青等进步诗人的诗歌。1949年初,我们搜集了一批进步歌曲,整理成歌集,按成本出售,使这些歌曲迅速在梧州传播开去,前后共印了四集,最后一集是以《风雨之歌》为题而结束的。当时,邓克凡、余拔祯上高年级课,吴伦任训育主任,他们经常组织高年级学生出壁报、黑板报,宣传和平、民主、爱国,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  

《现代儿童报》的出版

1948年夏,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中节节胜利。我和邓克凡商量,为了更好地教育少年儿童,认清形势,打算出版一份《现代儿童报》,读者对象是中、高年级小学生及低年级中学生,内容有时事政治、科学知识、儿童文学等。这个打算得到校长、教导主任的支持,解决了资金和纸张问题,使报纸得以出版。社长兼发行人是校长刘统盛,邓克凡任总编辑,钱泉、李越、谈路和我是编辑。报上辟了个《茵姐姐信箱》专栏,由我负责,以通信的方式回答小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这份小报每周出版一期,发行量开始是五百份,后来由于报纸办得新颖、活泼、有朝气,影响逐渐扩大,一度销到两千多份。除本省各地外,贵州、云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以及海外的新加坡、婆罗洲(属印尼)都有读者,各地还有一批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通讯员。该报在政治时事版上,常常登载解放战争的消息,用委婉、隐喻的语句来报道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对广大读者进行革命形势教育,消息来源主要靠我们从一架旧收音机秘密收听新华社广播后进行改写的。这份报纸,从社长、编辑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在业余时间义务承担的。大家常常工作到深夜,既没有稿费,也没有加班费,却干得十分起劲。《现代儿童报》一直坚持到1949年下半年,对儿童教育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

(张谷主编《党在桂林师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四位作者均为1940年代初桂师学生。其中张谷后来曾是《广西日报》负责人。徐家兴1949年曾经到中峰开展迎接解放的武工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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